直到15歲，湯姆·利格爾看上去和其他同齡男孩并沒什么不同。他的成績在B和C之間徘徊，科學課成績一團糟，但歷史和數(shù)學相當好。像大部分青春期的孩子一樣，他和父親的關系不算太好。總之，看起來一切正常。

　　但平靜的生活在一個晚上被打破了。母親憂心忡忡地望著資質平平的兒子：“你必須知道你比爸爸更有潛力，你身上沒有他的基因。”短暫的停頓后，這位母親又補充了最重要的一句，“你的親生父親是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事實上，比起“親生父親”，“一半基因提供者”是更準確的表述方法。湯姆是1971年建立的“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中出產的230名嬰兒之一。

　　這個神秘的“天才工廠”的真正名字是“生殖細胞貯存庫”，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創(chuàng)辦人羅伯特·格雷漢姆從70歲開始癡迷于優(yōu)生學。他相信，人類的遺傳基因正在經歷大退化，高智商的少數(shù)人群淹沒在“不良素質人群”中。為此，他到處搜集諾獎得主的精子，希望“人類最好的樣品能夠多生孩子”。

　　最初，格雷漢姆為捐獻人和受捐人制訂的標準相當嚴格。他只向自然科學類的諾貝爾獎得主提出捐精邀請，至于和平獎或文學獎得主，“這些智力是毫無價值可言的”。當然，捐、受雙方必須同為白種人。未來的母親是已婚婦女，而不能是女同性戀或單身女性。

　　大部分諾獎得主對這份邀請表示蔑視，除了物理獎獲得者威廉·肖克利。這位晶體管的發(fā)明者也是一名優(yōu)生學的追隨者。他甚至鼓吹，黑人的遺傳基因質量差，注定過不幸、貧窮、罪惡的生活。

　　據(jù)說，包括肖克利在內共有3位諾獎得主捐贈了精子。當然，直到美國記者大衛(wèi)·普拉茲決心追查這些諾獎精子的后代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在上世紀80年代末，貨真價實的“諾獎精子”已經告罄，而且沒有使任何婦女受孕成功。

　　格羅漢姆后來將目標轉向其他所謂的“優(yōu)質人群”，其中包括諾獎獲得者的兒子、奧運金牌得主、外科醫(yī)生和年輕的富豪。

　　湯姆開始尋找自己的“親生父親”。那位代號“珊瑚紅”的捐獻者在檔案中被描述為，“自然科學領域里地位很高的專業(yè)人士，出版過一本書。9歲時智商測試是160，出身名門望族，善于和孩子相處。身體很棒，擅長所有體育運動。”

　　這幾乎是完美的父親形象。工廠區(qū)長大的湯姆希望一覺醒來，能夠找到讓他引以為傲的父親。但事實遠比想象殘酷，真實世界里的“珊瑚紅”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醫(yī)生，有一大串被他拋棄的前妻和子女。現(xiàn)實中的父親和檔案里的“珊瑚紅”沒有一點相似之處。

　　他編造了自己的智商數(shù)字，所謂寫書也不過是一本沒有讀者的作品。不過，“地位很高的專業(yè)人士”卻是由精子庫編造的，那是形容這位剛剛從醫(yī)學院畢業(yè)的年輕人的“更體面的說法”。

　　其實，就算孩子們確實來自“天才精子”，遺傳學上日漸興起的“基因印記”也對這種精子的實際價值提出質疑。科學家發(fā)現(xiàn)，通常父系基因、母系基因都會在孩子身上起作用，但有些印記基因卻與眾不同。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對老鼠做實驗時發(fā)現(xiàn)，母系印記基因掌控高層次分析思維和智力，而父系印記基因則處理情感和低級、本能的行為。盡管這一學說尚未形成，但人們確實開始懷疑父親DNA究竟能給孩子智商造成多大影響。

　　據(jù)說，在200多名“產品”中，只有一個名叫多隆·布萊克的孩子算得上天才。他智商測試的得分為180，兩歲就知道如何使用計算機，5歲開始閱讀《哈姆雷特》。但所有這些才能并沒有給他的生活帶來幫助。

　　這位天才工廠出產的“產品”說：“我認為制造天才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人們都覺得我會取得偉大的成就，但現(xiàn)實情況并非如此，在我的生命中，我沒有做過可以稱得上偉大的事情。”

　　格羅漢姆聽不到這些質疑了。他于1997年去世，激進的“天才工廠”也在兩年后關閉。但精子庫并未死去。上個世紀最后十年，美國已經有數(shù)百家精子庫，和超過1萬名開展授精手術的醫(yī)生。

　　盡管大部分人不愿承認，但“所有的精子庫都已經成為優(yōu)生學精子庫”。優(yōu)生最終將是一場消費者運動，借“智慧”與“美麗”之名。 本報記者 趙涵漠

　　《天才工廠》［美］大衛(wèi)·普拉茲著

　　栗進英、唐安華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