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倆一直認為爸爸身體很好，沒想到，爸爸到了尿毒癥晚期，還在打工給他們掙學費和生活費。

　　深深的自責和愧疚之后，姐弟倆不惜一切地挽救起爸爸的生命……

　　要留下爸爸的容貌

　　這是雷曉青和爸爸唯一的合影。

　　清明前一天，她剛踏出寢室門又折了回去，抓起室友的數碼相機放進自己包里，邊走邊給室友打電話：“借了你的相機，我等不及你回來，我要回(重慶)開縣看爸爸。”

　　一年來，每次見到爸爸，她都擔心是最后一面。這次，她無論如何要定格下爸爸的容貌，她怕爸爸突然走了……

　　這張合影就是這次回家照的，弟弟和爸爸也合了影。照片上的爸爸很憔悴，雷曉青挽著他的手臂，在背后支撐他那被尿毒癥折磨得很虛弱的身體，就像記憶中，爸爸用他那虛弱的軀體支撐起這個家。

　　記憶中，在外打工的爸爸還有一句常說的話：“我很好，你們安心讀書。”直到爸爸快不行了，姐弟倆才知道，爸爸說這句話時，早已徘徊在生死邊緣。

　　雷曉青去年大學畢業，和媽媽一樣，她與弟弟現在所有的付出都是為了爸爸，為了這個家，可他們仍覺做得太少，欠爸爸太多。姐弟倆都想割一個腎給爸爸，延續他的生命。

　　“爸爸一直在騙我們”

　　雷曉青老家在重慶開縣南雅鎮天津村11組，現在江北石馬河重慶市山城燃氣設備有限公司做電腦系統維護工作。她是個很成熟、漂亮的女孩。

　　“爸爸是為了我和弟弟才病倒的，在廣東東莞，醫生一晚下了3次病危通知，他和媽媽都瞞著我們。”雷曉青永遠記得那天——2008年1月31日。

　　“曉青，你爸得了尿毒癥，不行了！”同在東莞打工的表姐打來電話，那時，雷曉青正在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讀大三，她不敢相信：“我昨晚打電話，媽媽還說爸爸很好。”

　　雷曉青和弟弟雷海林趕到東莞，見到4年沒見面的爸爸雷正軒。

　　雷曉青回憶：“破舊的出租屋里，爸爸躺在凌亂的床上，很瘦很瘦，奄奄一息。”因沒錢，雷正軒在醫院呆了一晚便出院了，就是那晚，醫生給他下了3次病危通知書。

　　“你爸爸早就查出患了尿毒癥，他不準我告訴你們，怕影響你們學習。這次再不告訴你們，我怕你們就看不到他了。”媽媽帶著哭腔的聲音讓姐弟倆頓時懵了。他們從不知爸爸有尿毒癥，只知爸爸1998年得了慢性腎炎。

　　“2001年，爸爸說他病好了，又和媽媽到廣東打工。”雷海林眼睛紅紅的，“我們一直以為爸爸身體很好，真傻，慢性腎炎怎么可能說好就好呢？”

　　“傻孩子，你們來做啥，我很好。”看到孩子們，雷正軒艱難地吐出這幾個字。

　　“爸爸，你為什么要騙我們？每次打電話，你總說很好……”話沒說完，雷曉青已泣不成聲。

　　想到爸爸入院當天還在工地上忙碌，還按時給兒女寄生活費，還在電話里說自己很好，雷曉青和雷海林開始恨自己，這么多年來竟忽略了爸爸，自責的淚水浸濕了爸爸身上破舊的棉被。

　　姐弟倆發誓，要讓爸爸真的好起來。

　　弟弟帶著爸爸讀書

　　讓大家沒想到的是，半月后，雷正軒脫離了生命危險，回到開縣后，媽媽付前芳又匆匆去了廣東，她要為丈夫掙救命錢，為兒女掙學費。她在一工地做飯，月工資不足1000元，可她每月只給自己留50元，其余的全寄回家。

　　媽媽走了，雷曉青也要回主城上學，照顧爸爸的重任落在弟弟雷海林身上。

　　“你們安心上班、上學，爸爸交給我。”雷海林像突然間長大了，他已決定，帶著爸爸一起去讀書。

　　雷海林在附近的鐵橋鎮中學上高中，老家的房子到處漏雨，他就在鐵橋中學旁租了間破舊的民房。

　　每天，雷海林一早就起床安排好爸爸一天的生活，中午放學后又趕回出租屋為爸爸做午飯，然后匆匆趕往學校，下午放學和上晚自習的短暫時間，他也得回去。夜深了，他還要復習、做家務、為爸爸洗衣服。

　　病重時，雷正軒連床也起不了，晚上要起夜好幾次。每次，看到兒子睡得那么熟，他都不忍心叫他，“兒子特別驚醒，我稍有響動他就醒了，起來扶我上廁所，給我端水。”

　　每星期，雷海林都要帶爸爸到縣城人民醫院做兩次透析，“他老不準我請假帶他去，我怎么放心讓他一個人坐一個多小時車去醫院？” 雷正軒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怕耽誤兒子的學習，“他馬上就要讀高三了，我拖累了他。”

　　姐弟想給爸爸捐腎

　　清明節放假3天，雷曉青帶著相機回重慶開縣看爸爸，她在三軍醫大給爸爸買了10支10000單位規格的促紅素，醫生說，爸爸嚴重貧血，開縣沒有10000單位規格的。

　　見到女兒，雷正軒掙扎著坐起來，第一句話仍是：“跟你說我很好，莫老回來看我，浪費路費，自己好好工作。”

　　“他總是這樣——哪怕明知道騙不了我們。”雷曉青說。

　　雷正軒的尿毒癥已到晚期，唯一的辦法就是換腎。雷曉青打聽過，換腎要好幾十萬，姐弟倆都想為爸爸捐出一個腎，可他們連做配型的錢也沒有，雷曉青至今欠著學校1萬多元學費。

　　“爸爸透析一次要500元，還要吃很多藥，每月至少要4000元，能借的親友都借遍了。上個月，爸爸病情加重又進了醫院，花了一萬多元，要不是我單位資助和同事捐款13000多元，爸爸可能已不在了。”雷曉青說。

　　和媽媽一樣，雷曉青幾乎將所有收入都用在爸爸身上，扣去房租，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資有1500元，每月至少要寄1300元給爸爸。

　　“她們4個女孩住套寢室，都是合起做飯吃，只有雷曉青單獨開伙食，很少吃肉。很多衣服都是朋友不穿了送她的。”山城燃氣設備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張紅蘭無法想象，這個18歲的女孩如何做到每月只用200元。

　　“我的伙食和別人不一樣。”雷曉青說，什么也沒有比延續爸爸的生命重要。她還拒絕了單位辦的養老保險，這樣，她自己就不用繳那每月90多元的保險費，又可多給爸爸寄90多元了。

　　雷曉青永遠記得自己上大學時，面對每年5000多元的學費，很多親友都說：“女孩子沒必要讀那么多書，何況家里這么窮，讓她早點去打工算了。”可爸爸總說自己沒文化，不能再讓孩子沒文化，哪怕是欠債。

　　“他用自己的命為我換來一張大學文憑，如果那時就知道爸爸的身體這樣差，我絕不會上大學。”昨日，雷曉青說，現在，是該她和弟弟報恩的時候了。

　　“將來上了大學，我還要帶爸爸一起去，讓媽媽和姐姐安心掙錢回來救爸爸，給爸爸換腎。”雷海林說，哪怕有一線希望，他和姐姐也不會放棄。(記者 周立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