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馮琬惠

　　女作家是怎樣的一群女性？智慧聰穎，特立獨行，犀利反叛？或許并不特別，但無論她們身上標著哪樣的標簽，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文采非凡，并肩負同樣的使命——書寫世界與人生。

　　50后泯滅性別的一代

　　50后女作家出生于紅色激情的新中國建立之初，成長于狂熱混亂的“文革”時期，成熟于巨變多元的開放年代，她們靈魂中烙著傷痕，記憶里留著變遷，眼界既大，感慨遂深。由于特定時代，“女性特色”幾乎等同于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情調”，50后的不少女性作家因此消解了自己的性別，多數作品都體現出一種無性別狀態。即使在表現女性獨特感受，抒寫了女性情愛和命運的作品中，女性主義角度也并不明確。

　　大量有影響力的作品都以男人為主人公，即使采用女人做了主角，也不能代表她自己，而往往被作家賦予了一代或一類女性的普遍生存意義。50后的女作家們喜歡扮演旁觀者的角色，主人公個人的幸與不幸，無不與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這樣的視角理性、犀利，卻未免共性不夠，甚至有意忽略了主人公身為女性的獨特心理與生理狀態。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50后的女作家是公認的視野開闊、能夠駕馭多種素材的實力派作家，她們對都市化、個性化寫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深度寫實主義的手法切入歷史，為上世紀80、90年代的文壇提供了最素樸最豐厚的收獲。

　　畢淑敏 幸福守望者

　　接受采訪時，畢淑敏剛剛從喜馬拉雅崇山峻嶺中的不丹國返回，那是個與世隔絕的山巒谷地，藍綿羊、野罌粟和雪豹在其中盎然生長。去的原因并非單純為了美景，而是渴望看看那雪山小國里，如何實踐用國民幸福總值替代GDP理論。

　　與此同時，她的新書《破解幸福密碼》面世了，這本書的內容來自她在《百家講壇》上的系列講座。《百家講壇》的編導們邀請畢淑敏做有關幸福的講座，足足邀請了4次。她說最后自己懷著革命先烈不懼生死的勇氣接受了邀請，因為怕講不好。事實上，恐怕沒有哪個女作家比她更適合聊“幸福”了，因為她是個有心理能力幸福的人。

　　她對幸福的感知和體會，是多年來人生經歷一點一滴鑄成的。

　　她生于新疆，中學就讀于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1969年，不滿17歲的畢淑敏，參軍去了平均海拔5000米、空氣稀薄的藏北高山上。當時與她同去的共有5個姑娘，她們是此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唯一一批女兵。

　　她在西藏阿里整整當了11年兵，學了醫，見過死亡，深知生命短暫，又整日面對大雪封鎖的山，深感人類渺小。她曾經背負武器、紅十字藥箱、干糧、行軍帳篷，徒步跋涉在無人區，攀越6000多米高山時，心跳急遽，頭上頂峰云霧繚繞，腳下淵藪深不可測，年輕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1980年畢淑敏轉業回京，做醫生，結婚生子。1987年，畢淑敏在父親鼓勵下，一周時間完成了中篇小說《昆侖殤》，第二年作品在《昆侖》雜志發表，一炮打響，并獲得第四屆“昆侖文學獎”，也讓她跨入了文壇。邊行醫邊寫作堅持了一段時間后，畢淑敏發覺一心不能二用，兩者必須擇其一。那時候，她是北京銅廠衛生所的所長，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調她去做專業作家，畢淑敏猶豫了足足兩個月，放不下已經做了22年、吃過苦救過命，對此情有獨鐘的醫生行業，也對以后的創作沒有把握。最后她還是選擇了一心一意寫作，為了更有底氣，她認真地讀中文專業，拿下文學碩士，后來又攻下心理學博士。

　　王蒙說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規規矩矩的作家與文學之路。”認為她善意而冷靜，稱她為文學界的白衣天使。“她正視死亡與血污，下筆常常令人戰栗，如《紫色人形》《預約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實和悅，她是要她的讀者更好地活下去、愛下去、工作下去。”

　　2008年，畢淑敏在將近4個月時間里，用自己辛辛苦苦寫作所得的半生稿費(近40萬人民幣)，和兒子蘆淼一同乘“和平”號從日本橫濱開始了長途航海旅行，其間經過了數十個國家，并到了一些還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成為華麗的首批中國環球游者。這場旅游造就了一本書：《畢淑敏母子航海環球旅游記》，書中優美的文字，精彩的照片，開心笑臉的畢淑敏，無不詮釋著兩個字:幸福！

　　60后反叛的一代

　　60后一代作家是在“文革”的廢墟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荒誕而壓抑的童年對她們的影響非常深刻，她們的面前是一個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廢墟，一個無法拼合的破碎的世界，一個斷裂了的歷史，從這個起點來開始寫作，她們便成了真正的懷疑主義者。

　　面對這樣的歷史與社會，她們不能改變，也很難接受，索性把這些因素略過不計，著意去探悉女性生命體驗，作品帶有私語性心理剖白的濃重意味。相對于前輩，她們的作品加重了女性意識，強化女性經驗，把女性最隱秘的感受、心理、情緒，都通過優美的文學表達出來。

　　從這個時代的女作家開始，女性文學迥異于男性主流文學，她們寫出了從前中國文學史上不曾表現過的東西，寫出了男人永遠無從體驗的東西。

　　如果沒有那段黑暗歲月，沒有那樣濃重的痛，虹影也許不會寫小說、寫詩，不會成為著名的旅英作家，也不會以她囂張的才情，詭異華麗的姿態以及巖石般的自信，占有了一片屬于她自己的自由天空。

　　虹影 自傷取血寫真書

　　她是母親和另一個男人生下的孩子，眼盲的養父接納她，而母親對她仿佛有恨，哥哥姐姐更視她為多余。18歲那年，她才知道自己的私生女身份，那年，她跟生父見了面，但不肯喊他，致死沒有認他。現在她“懂得了人生之難，悔之莫及”。

　　也在18歲的時候，她愛上了父親般的歷史老師，歷史老師為了擺脫被迫害的噩夢放棄生命，未婚先孕的少女虹影，躺在墮胎的手術臺上，那痛封鎖在她心中若干年，后來有一天炸開發酵成為小說的養分。

　　她離開家鄉全國流浪，混跡于各個城市的藝術家之間，嘗試各種生活方式。她拼命寫作。不到20歲就開始寫作，至今未曾后悔這一選擇。“只要上了火車，就不愿意下來，寧愿就那樣待著。沒有家，就四處為家，家在路上，在心里，人在哪兒，哪兒便是家。”“夏天剪奇特的短發，不穿內褲，參加黑燈舞會，跳搖滾舞和迪斯科，有公安局來查，就翻窗奪門逃走。”“小包里或褲袋里始終裝著安全套，哪怕沒能用上，帶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愛情在我眼里已變得非常虛幻，結婚和生養孩子更是笑話。”“瘋狂約會，瘋狂寫作，瘋狂做愛。”

　　但她是美的，像水中的火焰一樣燃燒著，濃艷而獨絕，溫柔而剛強，笑容如美杜莎一樣充滿誘惑。后來，她成為學者趙毅衡的妻，跟他出國生活，認真寫作，參加各類文學比賽，赤手空拳在文壇上打出一片江山。在成就了一段伉儷神話的同時，成就了一個知名女作家。

　　但是，她超凡脫俗的愛情和婚姻，以為會終身延續的幸福，有一日還是斷裂了，愛去了，新的傷口疊加上舊的傷口，好在還有文字，還有生命。

　　幾年過去的今天，她有了新的愛情——一個英國紳士，有了可愛的3歲混血兒，有了一本對著自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寫成的新長篇：《好兒女花》。

　　70后個人化寫作者

　　從60后那一代開始，女性文學已然在文學界獨樹一幟，到了70后更是出現娘子軍團，男作家人數似乎遠少于女作家。

　　70后作家在改革開放的經濟時代長大，物質得到了重視。她們比前輩的生活環境自由得多，也再不能像父母親那樣享受國家分配工作的待遇。比起上一代人，她們活得更艱辛，生活壓力更大，寫的作品也更商業化。70后女作家經常以“美女圖”配文字的方式推出自己，并曾被統稱為“美女作家”，各文學雜志則紛紛開設“70后作家專欄”，作者幾乎都是“美女作家”。

　　她們還迅速占領了紛紛涌現的、報酬豐厚的時尚雜志專欄，成為最早一批從事時尚寫作的弄潮兒，在撰寫心靈雞湯式時尚文字的同時，她們繼續著純文學的創作。于是所謂的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界限逐漸模糊。之后，她們又漸漸進入了報酬更豐厚的影視編劇行業。隨著電視劇的播出，迅速為人所知。

　　趙趙 你管得著我么？

　　趙趙開始出名是在2001年，那時，她在南北各大媒體寫專欄，累得直喘，賺了一輛都市貝貝，開著滿北京城跑，得意洋洋。

　　和許多“憂國憂民”的作家不同的是，趙趙一直有種把寫作當副業的心態，實在是因為她多才多藝，不但能寫歌編曲，還得過歌唱比賽的獎，據說她最想做的是女相聲演員……她沒有讓自己的文字承擔家國責任，一切隨性，許多小事情經她筆下一轉寫出來，好像生食經過大廚爆炒，酸甜苦辣，別具風味。“她寫的都是常人常景，柴米油鹽，從來不以題材奇巧取勝；寫法上也是直話直說，干凈利落，什么隱喻啦象征啦，簡直聞所未聞。她的隨筆，因為篇篇切中一個‘情’字，就變得柳絮一般似花還似非花，叫人讀了，忍不住有種春天的萌動，想要問問情為何物。這就撓到了每個時尚青年的心窩口，沒有親和力才怪。”

　　2003年，對于趙趙來說，是命運的轉折點，事業的，感情的。

　　那年，王朔找她寫劇本，就是《動什么別動感情》，電視劇播出一炮而紅，讓她一步跨進了收入不錯的編劇行業。王朔后來對她坦承道，找她寫不是因為她有才，是因為欣賞她的吊兒郎當、放蕩不羈。不知道趙趙聽了這話有沒有深感知遇之恩。

　　那年底，趙趙嫁給了唐大年，一對大雅大俗組合的喜樂鴛鴦浮出水面。趙趙事后坦承，她找愛人的標準是有才華，不是因為唐大年看上去非常散漫、吊兒郎當的。

　　唐趙組合總是被人津津樂道著，他們不但生活志趣相投，還做了工作搭檔：唐大年做導演，趙趙做編劇，合作了《青春期》。夫婦倆和諸多圈內的朋友，石康、張弛、楊葵、狗子等氣味相投，交往的故事被各人記載，形成了京派文壇一景。

　　現在的趙趙開始轉型，朝著嚴肅作家的方向努力。

　　80后外星來訪者

　　80后女作家是在商業大潮的環境下迅速成長起來的，經濟條件好，獨生子女，沒有經歷社會變動的挫折，有機會接受完整系統的各類知識——所有這一切，讓她們比前輩作家們更特立獨行，幾乎顛覆性改變了從前的寫作方式，這正是稱她們為“外星來訪者”的原因。

　　她們從最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作家”稱謂。傳統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指以寫作為職業的人，而80后女性作家很多從大學時代便開始寫作，畢業后也不肯以專職作家的身份寫作，主要原因在于，她們視寫作為抒發情感或者個人興趣的方式，而不是一種賴以“糊口”的職業。

　　另外，她們的寫作環境也完全改變了。網絡和媒體的普及，一方面使得信息爆炸，讓80后們寫作視角更廣，想象力更離奇；另一方面，發表作品變得極其簡易：只要按下手邊的發送鍵，人們可以傳播自己的作品。

　　女性寫作在經歷了仿男性寫作、無性寫作時期，經歷了邊緣化女性為己自戀、拒絕男性時期后，走到了目前的80后階段：女性作家在解構父權神話的同時，企圖與母連接，構建一個溫情的女性聯盟。假如說“五四”女性作家是在性別意識的覺醒期，“美女作家”是在性別意識的反叛期，那么“80后女性作家”的性別意識和個人意識則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她們有能力用自己的文字去構建一個屬于女性的世界，不再通過反抗或抵制“男權社會”來確認自己的女性地位。

　　張悅然 職業作家是墮落的

　　張悅然小的時候，高知父母非常不希望她做和文學相關的工作，可能他們覺得女兒性情敏感悲觀，情感激烈，如果學理科或許不會那么痛苦。但是機緣還是來了。父親的同事到家里串門，看到悅然寫的小故事，說寫得好，就拿到他主管的學術雜志上發表了。那一年她讀初三。

　　高三，她獲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

　　之后，張悅然到新加坡讀計算機專業。到了陌生的國家，她內心的失落非常大，孤獨、不自信。沉默下來的張悅然開始寫東西。如果不是那么孤獨，她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寫作。

　　第一本書《葵花走失在1890》是短篇集，出版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從《萌芽》認識她了。第二本書《櫻桃之遠》又一次獲得了成功，2004年6月和7月，張悅然回國到各地簽售，看到那么多讀者喜歡她的時候，她才真正體會到成名的感覺。

　　當她再次回到孤獨的新加坡，一邊應付繁重的學業，一邊寫新書《水仙已乘鯉魚去》的時候，壓力讓她自閉、暴食，覺得身體里有一個特別大的缺口，空虛感強烈。《水仙》幾乎無法完成，人快要分裂了。后來還是寫作幫了她，完成的作品是對她內心的大支持，這本書獲得華媒文學獎，她也從剛出名的那種不協調中走出來，安靜下來，之后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誓鳥》。

　　一個25歲的姑娘，已經寫了4本受到各方面好評的書！她的作家之路似乎是命定的，張悅然卻表示不會做職業作家。“那樣太自閉了。職業作家是‘不得不去做’的一種人，他們不是自己想成為職業作家，而是因為在寫作時慢慢喪失了別的能力，喪失了和別人溝通的能力，喪失了和別人一起工作的能力，沒有了責任感，甚至沒有了時間觀念。作家的稿子哪一個是提前給你的？因為他們就是不需要負責的一群人。慢慢地這種狀態變得很可怕。所以我覺得職業作家是人退化的過程，你進入這狀態很難再出來。”

　　“我希望至少有一個讓我能夠一直做下去的工作，或者不斷地鍛煉一點其他的能力，至少不讓我‘墮落’到只能做作家的地步。”

　　上面這些話是幾年前她畢業歸國前對我說的，如今她是中國熱銷雜志《鯉》的主編，致力于推出優秀的小說。

　　《鯉》是主要針對女性讀者的“主題書”，“使她們找到自己在從女孩到女人的成長歷程里的同伴，認識真正的自己。”它的作者也大半是女性，張悅然坦言，她需要高質量的作品，而男性優秀作者很不好找。(摘自《中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