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員工梁超14日夜跳樓身亡，成為富士康今年以來的“第九跳”。目前，富士康正建立各種情緒宣泄管道，試圖排解數十萬員工的致命憂愁。梁超家屬正與廠方談判，希望得到更多補償。富士康的員工關愛熱線已接到數通電話，咨詢跳樓身亡的賠償價格。

　　希望補償越多越好

　　>>死者家屬

　　梁超來自安徽岳西縣，和哥哥梁豐在富士康上班。據警方調查，14日晚近11時，他用小刀劃傷自己后從宿舍樓頂跳下身亡。次日，梁超8名親屬趕到深圳。

　　在梁家人看來，富士康規模龐大，從不拖欠工資，這樣一份工作在家鄉值得夸耀。梁超叔叔吳森焰說，岳西海拔近千米，“只要有點志氣，都闖出來了”。

　　吳森焰坦言，他從侄兒口中得知，“平時除上班就是睡覺”，但家人并不以為意。

　　“富士康把我們照顧得很好，可能處理那么多次也有經驗了，來了就有地方住，還專門安排廠里的護工陪著梁超的爸媽，有專人跟我們談善后的事”，談到補償，吳森焰不愿透露進展。

　　梁家代理律師則說，梁家希望補償“越多越好”，他回避了這筆補償的定性問題，只是說，“只要善后處理得當，我們山區人很厚道的，很多細節不會追究下去。”在場家屬也點頭認可。

　　心理暗示效應有所體現

　　>>富士康園區

　　九連跳后的連番補償在富士康園區里造成一種暗示作用。

　　在接連發生跳樓悲劇后，富士康一度自我檢討和反省。耗資百萬的員工關愛中心和專職心理咨詢師計劃由此而生，以便于及時對員工進行心理干預。富士康集團衛生部部長芮新明說，“心理疾病有可能傳染，如不預防影響會很大。”富士康媒體發言人劉坤證實，心理暗示效應已有所體現。

　　一名富士康的部門主任曾說，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員工就以“第七跳”為由，索要25萬元賠償。

　　18日，記者了解到，富士康員工關愛熱線已接到多名員工電話，咨詢跳樓身亡能獲取多少賠償。富士康方面稱，對于每一個存在情緒不穩定或尋求幫助的員工，他們都會全力協助解決問題。

　　16日晚，園區內甚至有一男子吵架時揚言逼妻子跳樓討補償。到員工關愛中心尋求援助的曹小姐說，她和丈夫孫先生是老鄉，去年進入富士康。不久后，她發現丈夫與一名同事關系曖昧，雙方發生激烈爭吵。

　　16 日晚8時許，在下班回家路上，雙方再次爭吵，丈夫多次索要銀行卡，并惡言相向：“富士康這么多員工跳樓死了，你怎么不跳，我還可以拿一點賠償”。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為由離開。在宿舍樓下蹲守的丈夫，被聞訊趕來的保安勸離。目前，二人已分別接受員工關愛中心的調解。

　　企業政府員工三方努力

　　>>社會學者

　　連番悲劇引起社會學者的關注。18日，來自清華、北大、香港理工等高校的9名社會學者聯名致函媒體，呼吁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式的悲劇重演”。

　　9名社會學者均長期從事中國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研究，他們在聯名函中稱，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警示全社會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致函學者之一，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說，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后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需要企業、政府及農民工自身多方努力。致函中，9名學者建議，富士康應提高農民工待遇，讓員工成為企業公民；政府提供多項保障政策，讓農民工成為社區公民；而農民工自身，則應珍惜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保護生存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