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海口5月5日電(記者 關向東)1950年4月底，國民黨海南海陸空防衛總司令薛岳放棄其構筑的“伯陵防線”從海南島全面“撤出”，結束了國共雙方在中南戰區的最后對峙。

　　1949年5月已經退守臺灣的蔣介石，為何部署孤懸海外的海南島為“反共基地”，并于1949年12月1日任命薛岳為海南海陸空防總司令？薛岳構筑的“伯陵防線”到底是何等銅墻鐵壁？國軍的海南島大撤退，是“潰敗”還是“撤出”？時隔六十年，有機會比讀相關當事人的日記、電報，以及檔案資料和有關專著，反覺歷史的面目更加清晰。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最新出版的《蔣介石的后半生》披露：蔣介石曾于1950年1月21日致電薛岳嘉勉，以打消其從海南島撤退念頭。電報曰：薛總司令：海南防務，賴兄指導適宜，已日益堅強，備念辛勞，至深佩慰。今后尤望奮勵肅清內匪，鞏固反共基地是盼。

　　時隔三個月零一天，4月22日薛岳棄守海南防總總部海口，退守南部三亞榆林；4月28日國民黨在臺北正式公布從海南島撤退的命令；5月2日，殘余的國民黨軍全部“撤離”海南。

　　1949年10月11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 “華北、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區，相繼失陷，海南與舟山兩地，已成孤立無援地帶，今后對此兩地之運輸與補給困難尚在其次，而以寡敵眾的形勢，恐終將為共匪所蠶食也。”(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版)因此，蔣介石權衡再三決定有選擇地放棄一些島嶼，以收縮防線，集中兵力，重點保衛臺灣，并從海南島開始實施這一計劃。

　　海南島地理位置特殊，具有極重要的戰略價值。據有海南，一可策應大陸的國民黨殘余分子，為將來重返大陸之跳板；二可控制南海，從海上封鎖大陸；三可在海上與臺、澎形成“犄角”之勢，遙相呼應。(《蔣介石的后半生》)

　　臺灣“國史館”2005年出版的《陳誠回憶錄——國共戰爭》披露，蔣介石于1950年1月7日致電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其中涉及到廣東重要的人事部署是：“廣州綏靖主任擬派幄奇(余漢謀)繼任，而以伯陵(薛岳)任陸軍總司令，并囑電伯陵來臺面商，但不必預先明言其任務”。

　　曾任海南特區警備總司令部制外少將、高級參謀的海南文昌人林薈材，在其撰寫的《蔣幫在海南島的最后掙扎及其覆滅》中分析說：“1948年，蔣介石在沈陽、錦州、天津等戰役迭遭慘敗后，冀以海南為基地，重整旗鼓，繼續進行反人民的內戰。1948年8月15日，由立法院通過將海南改為特別行政區。蔣為了加強他對華南后方基地的控制，假手廣東軍閥以控制廣東，在1月21日，分別發表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張發奎為海南島特別區行政長官兼海南建省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代替猬集華南專政大權于一身的宋子文。”

　　據海南省檔案館提供瓊崖司令部專供渡海大軍的情報，“海南防衛司令部”系由薛岳原廣東余部、逃到島上的余漢謀部和“海南行政長官”陳濟棠的部隊三方組成。轄有陸軍5個軍共19個師、海軍第3艦隊及海軍陸戰隊1個團。配備有各型艦船5O艘，空軍有第1、3、5、2O大隊，計戰斗機、轟炸機和運輸機42架。“海南防衛司令部”的三軍總兵力約為10萬人。

　　薛岳在全島設立三道防線：從文昌縣的銅鼓嶺起，中經抱虎嶺、木蘭頭、七星嶺、鋪前、塔市、海口市、白蓮、花場、天尾、馬梟、臨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帶為第一道防線；由瓊山縣長坡、煙礦、黃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紅石嶺、加萊、那大、白馬井等為二道防線；以海口市、白蓮、花場、天星、馬梟一線為核心防線。薛岳認為這三道防線堅如“銅墻鐵壁”，自稱為“伯陵防線”。　

　　然自1950年2月中旬始，海南島國民黨守軍處境越來越糟。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所部第15兵團，在積極進行渡海作戰練習的同時，先以小股部隊分批偷渡海峽，突破國民黨軍防線，與島上瓊縱游擊隊會合，準備日后與強攻部隊里應外合。至4月15日已先后有10余支部隊近萬人偷渡成功。4月16日，人民解放軍發起解放海南島戰役，登陸部隊強渡海峽，迅速突破國民黨軍海防工事，向縱深發展，至4月22日已進至距海口10余公里地區。薛岳不得不將其指揮部從海口撤至榆林。

　　據《蔣介石的后半生》描述，在海南作戰過程中，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再次顯露出來。守島主將薛岳自恃“能戰”，不肯輕易撤兵，并不斷向臺灣方面發布“捷報”，甚至在4月22日已經被解放軍趕出海口前，仍謊報戰績，等蔣介石知道實情，為時已晚：“本日海南戰況突變，據報薛岳已離海口而遷榆林，可知昨晚中央社戰報完全誑妄虛偽，實令今后宣傳無法取信，可恥之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50年4月22日)而薛岳則認為海南戰敗的主要原因是蔣介石有私心。他公開對美聯社發表談話，稱蔣介石妒忌他，害怕粵籍將領“坐大”，“而不惜犧牲瓊島”。這令蔣介石十分憤怒，大罵薛岳“忘恩負義，為掩飾其平身罪惡而不惜污辱國家與領袖，此人之背謬乃為白崇禧之第二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50年4月25日。)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面前，為避免殘余部隊被全殲的命運，蔣介石做出撤退的決定。但在正式公布撤退令之前，先由《中央日報》發表題為《再論海南問題》的社論：“我們的軍事不能夠長此支撐，長此消耗，因此，我們在戰斗上的努力，不能挽回海南的危機。我們以為政府應該為反共的持久戰爭作長期的打算。海南縱然是東南亞洲一個戰略的基地，我們以為也應從整個軍事政策上著眼，切實考慮這一局部問題”，“我們今天要求讀者不必失望，這是軍事政策上的問題，而不是軍事戰斗上的問題，我們的讀者要了解這一軍事政策的現實性，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中央日報》1950年4月23日)

　　4月25日，海南行政長官陳濟棠、余漢謀離開海南，飛抵臺北，海南撤退悄悄開始。28日，國民黨正式公布從海南島撤退的命令。隨后，在海南南部港口開始大規模撤退行動。同一天，國民“政府發言人”沈昌煥在臺北舉行新聞界人士茶會，蔣經國出席并專門就國民黨軍撤離海南一事發表談話，他解釋對海口的放棄，是基于鞏固以臺灣為主的據點、反攻大陸這一“全盤戰略的要求而決定的措施”(《中央日報》1950年4月29日)

　　經過5天的緊急搶運，至5月2日，殘余的國民黨軍全部撤離海南。次日，《中央日報》發表關于海南撤退的長篇報道，聲稱“國軍”海南作戰的戰略意圖為“在海峽地帶，利用陸海空軍之聯合威力，予匪以打擊，使匪付出相當代價后，我即全部撤離”。 報道還以歷史事例證明其撤退的正確性，“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襲擊珍珠港、新加坡后，英美軍即迅速縮短防線，撤退菲律賓、新加坡、關島等地軍隊，集中力量。以后不僅恢復了上述各島嶼，且以雷霆萬鈞之勢，如秋風之掃落葉，反攻歐陸，縱橫海上，擊敗日軍。故今日海南我軍之撤退，吾人正應當奮發蹈勵，加緊準備，迎擊再度來犯之匪軍，待機反攻大陸，固不因此以餒吾人志氣也”。(《蔣介石的后半生》)

　　在海南瓊州海峽西口臨高角，原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43軍渡海登陸點，如今矗立著一個紀念登陸烈士的“熱血豐碑”，碑后的鐫刻著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發布的《海南島戰役簡介》：“四月十六日，兵團主力組成三個集團，分乘大帆船，正面強渡瓊州海峽。在瓊崖縱隊和先進登陸部隊接應下，于十七日在海口市以至臨高角一線突破國民黨軍防線，大舉登陸。……經過五十七天的艱苦轉戰，殲敵3萬3千余人，我軍傷亡4千6百余人。”

　　海南島戰役，蔣介石是“被迫的逃離”，還是“主動的戰略轉移”？滄海桑田又一甲子，歷史的面目經過歲月洗禮，反倒更加清晰起來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