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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守剛 鄭建濤

　　作為娛樂節目主持人，李詠力圖在節目中拒絕沉重的價值，但他卻一直戴著鐐銬在跳舞。他有時候為自己悲哀：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是一個節目的靈魂。可他覺得自己不是。“沒人把我當‘靈魂’，頂多是個‘魂靈’，飄蕩在舞臺上，充當著某種必需的元素。”

　　李詠決定把自己的“擰巴”說出來。這位曾被《紐約時報》稱為“中國電視的秘密武器”的主持人，突然打破“不出書”的承諾，推出了自傳體圖書《詠遠有李》。尺度之大，出乎很多人的預料——八卦者在窺視名主持婚姻與家庭生活的同時，還會看到他對國內娛樂節目的反思。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過于一個擰巴的人。我就是一個擰巴的人。”他說。擰巴，成了他描述自身狀態的一個關鍵詞。這個北方方言，包含著別扭、抵觸、焦慮、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等諸種涵義。

　　一開始趙本山“看不慣他”

　　1998年11月22日，按李詠的說法，這是他“狗屎運”的開始。這一天，他主持的《幸運52》低調開播，這位有點怪異的“詠哥”迅速被國內觀眾接受。之前已經在央視待了7年的他，“公眾知名度為零”。

　　他的風格是突兀的：一身花哨的華麗服裝，一頭染過的長發，說話一個勁地插科打諢。當時，節目組為他制定的標準就是“有話不好好說”。“怎么個意思？打個比方，武松不說武松，非說是潘金蓮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說丈母娘，要說是我老婆她媽。”

　　他主持的節目的精神氣質是娛樂的，也是平民的。三歲半的孩子上臺，李詠可以跪著跟他們說話，雖然他的衣服考究，上面鑲滿了施華洛世奇的鉆，但是他不心疼。“我尊重我的每一位觀眾，哪怕他還沒斷奶。”

　　如今，李詠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從1998年《幸運52》的開播，到2003年的《非常6+1》，再到2008年的《詠樂匯》，每隔五年就推出一檔新節目。其間，他的身價持續飆升，2006年《蒙代爾》雜志發布的年度《中國最具價值主持人》排行榜中，他以身價5個億高居榜首。也是這一年，《紐約時報》稱他是“中國電視的秘密武器”。

　　在央視，李詠算是個特例。前幾年，“反對娛樂庸俗化”風氣很是盛行，男主持人不許留長發，不許染發。李詠首當其沖，有人就說：“李詠怎么就那樣呢！”一位廣電總局的領導出來保護他：不要什么事都卡李詠，他是個特例，特例。

　　從與觀眾審美習慣博弈的角度，趙本山與他惺惺相惜：“一開始我壓根兒就看不慣你，可后來越來越喜歡你了，像我當初也并不被接受，后來還挺受歡迎。所以說，能夠改變大家伙兒審美習慣的，都是藝術家。”

　　即使如此，他還是被經常“修理”的異類。比如，看到他以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攏，在額頭向觀眾行禮，某領導就發話：“你什么意思？向小布什致敬啊？”比如，他愛用右手扶著左邊胸口，表真誠與敬意，領導又說：“這是拉登的標志性動作吧？”再比如，他對觀眾自稱“在下”，領導再次發話：“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央視主持人，注意點影響好不好？”

　　他心里對央視充滿感激，央視給了他現在的一切。但現在他感到了生存空間的逼仄，一個靠嘴謀生的人，嘴被管住了。“今兒指東，明兒指西。姑奶奶的價值觀讓我找不著北。”他累了，他要說話，他說：與狼生活在一起，我也能學會嚎叫。

　　舞臺上飄蕩的一個魂靈

　　李詠很少參加央視的會議，不過有一天他去了。到了會場，他看到大紅橫幅寫著“反對娛樂節目庸俗化”。崔永元發言說，娛樂節目之所以越辦越庸俗，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朱軍說，《藝術人生》就很高雅，收視率并沒有下滑。

　　輪到李詠，他說了一句：“今兒這會，好像是給我一個人開的吧？”然后，掉頭就走。

　　“真理、公德、道義，全讓小白(白巖松)、小崔(崔永元)各位老師扛了，輪到我做節目，真不知道能扛什么，只好找幽默吧。說到底，電視是個消遣，作為商業時代的消費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價值觀，也不想和誰一爭高下。”在書中，他如此剖析自己。

　　作為娛樂節目主持人，他力圖在節目中拒絕沉重的價值，但他卻一直戴著鐐銬在跳舞。他說，CCTV就是個模子，自己就像一塊膠泥被填進去，“啪”地蓋上蓋子一壓。打開以后才發現，原來是個擰巴的姿勢，而且只能是這個姿勢了。

　　“我不是一個不知足的人，而是每做一檔新節目，它是不是純粹的，是不是環境給了我們純粹能HIGH進去的東西？娛樂節目如果自己都HIGH不進去，觀眾怎么能HIGH得進去？所以，在這樣一個高級別的平臺上，束縛太多，所以也一直很擰巴。”

　　他也知道，說與不說，也許區別并不大。他不求一個很準確的答復，從目前的環境來看也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他自認為是一個很至情至性的人，有什么我就去說什么，就怕有一天，自己心里有什么而不敢說，那才是最可怕的。

　　他有時候為自己悲哀：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是一個節目的靈魂。可他覺得自己不是。“沒人把我當‘靈魂’，頂多是個‘魂靈’，飄蕩在舞臺上，充當著某種必需的元素。”央視少娛樂，他仿佛看見，自己僅僅是為著維持央視“物種多樣性”的一個異類。

　　他也想到“造反”，棄之而去，甚至想好了退路——到傳媒大學做教師。最后，各種壓力下，他選擇了暫時妥協。

　　這輩子就好在人前說個話

　　剛走紅那陣子，他有些飄飄然，出門必戴墨鏡，以大腕自居，見到人打招呼愛理不理。老父親怒斥他：“原來你可不是這樣！不能忘本，要知道今天所有這一切是誰給你的。再這么得意洋洋，別人會不喜歡你的。”

　　之前一直與父親隔閡的李詠，這次還真聽進去了。以后觀眾找他簽名、合影，能配合他都配合。開車上路，旁邊并行的司機按喇叭招呼他，他也沖對方按兩聲喇叭。他開始時刻提醒自己，既然定位是平民主持人，就得有平民的樣子。

　　但他極少接受采訪，外界對他的印象，停留在那個瀟灑地甩出一個西式軍禮，那個調侃地喊出“恭喜你答錯了”，那個一臉壞笑砸開“金蛋”的詠哥形象，以及在央視他與哈文開“夫妻店”的八卦上。

　　所以，一般人很難想象，他竟然會讀榮格、弗洛伊德，甚至《資本論》。那時候，他23歲，進入央視的第一年被派駐西藏，工作之余，他畫素描，讀尼采。在他看來，在那個年齡讀尼采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絕望的人，一種是有信念的人。不過，到現在，他都不敢確認自己屬于哪一種。

　　1987年上大學，1991年畢業，他說自己趕上了黃金年代，那時候不讀這些書，就會顯得落伍。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有一種“血頂在腦袋上了”的感覺。

　　他知道跟白巖松、崔永元這些“鐵肩擔道義”的同事不一樣，但他同樣在“快樂并痛著”。為問題困擾的他，一個人晚上會睡不著，也會去看心理醫生。

　　朋友濮存昕一直覺得，話劇《鳥人》中那個精神分析師由李詠扮演最適合。如果讓李詠分析下自己目前的“精神”，那答案可能依然是“擰巴”。李詠說自己最喜歡榮格，而榮格著名的“雙重人格”理論，似乎跟“擰巴”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類，是熱愛自由的人最后的出路。”他在書中如此說。他已經為自己寫好了一段遺言：這輩子就好在人前說個話。將來我安詳的那天，諸位就別送鮮花了，改送話筒吧。

　　(摘自《人物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