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宋 莊

　　“寫作其實也是有勞動的快樂的，像我這種喜歡思想勞動的人，就是喜歡想象，而且想象的東西能夠變得那么具體，當你想象的東西到最后能夠變成像真的一樣，是特別快樂和享受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作協主席王安憶似乎總愛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想象與真實的創作中，很少接受媒體采訪。她不上網，不太喜歡別人上門，稱自己是“書齋里的作家”，在某些媒體記者的眼中，王安憶甚至是個不太好接觸的個性作家。但是這些都不妨礙她的高產以及應得的相關榮譽：短篇小說《本次列車終點》獲得1981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流逝》、《小鮑莊》先后獲得第二、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獲得過第四屆莊重文文學獎。長篇小說《長恨歌》獲得茅盾文學獎，《遍地梟雄》獲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啟蒙時代》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和第二屆紅樓夢獎評審團獎。

　　愛上海，世博會應倡導幸福觀

　　2010年上海世博會籌辦已進入臨戰狀態。這將是國際社會交給上海的喜慶日子，同時也是交給上海的一份試卷。作為上海人的作家王安憶，認為這份試卷是奇妙的。2009年3月初，王安憶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再次表達了對世博會的關注：“我們自己出題，然后由我們自己回答，要求卻是明確的，那就是要給人類生活的精神增添新內容。我們定的題目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以為這是個好題目，卻也是一道難題。”

　　王安憶認為，歷史走到21世紀，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發展、生產關系不斷進步、財富積累、從實體膨脹到虛擬，人類文明似乎已經無所不能，許多神話和寓言變成現實，夢想成真。“速度和效率幾乎提高到無限，時間和空間的可能性都將被窮盡。當我們克服了慣性，沉靜下來，也許會有一絲茫然，幸福究竟是什么？感謝世博會給予行動中的人們一個思考的時刻，審視我們的目標和理想，檢驗初衷，重新提出幸福的觀念。”王安憶曾經參加過世博會中國館的主題討論。有一個有趣而令人感動的事實，那就是各種方案和建議，無論出發點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樣的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條江河歸大海，當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時候，不約而同，都刻畫著民生安樂民計興隆的景象，一個小康社會的具體生動的景象。她不由得想起在紀念鄧小平誕辰的日子里，讀到和看到的這位國家領導人的家庭生活畫面，是那么溫暖和諧的居家的氣息，含飴弄孫，天倫之樂。而關于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大約就來自這位老人對生活和人生的認識。他經歷過殘酷的戰爭、激蕩的政治斗爭，有過親人離散的遭際，在晚年享受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他最懂得什么才是幸福。王安憶表示，世博會是一個世界的大節日，主賓雙方都將極盡努力和熱情，獻上最美好的禮品，萬物匯集，競相交流，凡此種種，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讓生活更美好。

　　編短篇，是工匠而非巧匠

　　2009年1月，王安憶親自整理編選的《王安憶短篇小說編年》(4卷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系列收錄了她創作的120余篇短篇小說，也是首次以全集的形式推出，分別為《墻基》(1978年～1981年)、《舞臺小世界》(1982年～1989年)、《天仙配》(1997年～2000年)、《黑弄堂》(2001年～2007年)。據說，當她回顧整理時，篇數之多令自己感到驚訝。她將自己短篇小說的創作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寫作的起步階段，當時創作了6000字的《雨，沙沙沙》，這部處女作可謂王安憶整個文學生涯的開端；第二階段是從結束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后開始，10年沒有寫短篇小說的王安憶重新提筆，《蚌埠》、《天仙配》、《聚沙成塔》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第三階段，從《發廊情話》、《姊妹行》開始，王安憶正視了自己在短篇小說上存在的諸如笨重、缺乏節制等缺陷，嘗試著與短篇小說建立一種兩相得宜的關系。

　　對于4卷本包裝精致的厚重之作，滿以為她至少會“敝帚自珍”，但王安憶誠實地表示，短篇小說這種體裁并不十分適合自己。短篇小說的材質應是輕盈的，創作上需一蹴而就的彈跳力，但自己有些像工匠，而且不是巧匠，是屬于砌長城的那種粗工。一塊一塊砌磚，越龐大的體量越讓她進入競技狀態。“所以，我更適合寫長篇，如《長恨歌》，文字可說是我潑灑出來的，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別強，無意中懷有一股子魯莽，看什么時候撞南墻。”她坦率地說，短篇小說不是自己寫作的主要部分，有時候，它似乎是作為反證存在，反證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長篇。對于劉慶邦、蘇童、遲子建的短篇小說，她毫不吝嗇自己的溢美之辭：“那是什么樣的神來之筆啊！”盡管如此，畢竟是王安憶一個字一個字寫下的手工活，這些短篇呈現了她過往歲月的真性情。

　　寫小說，一個總是要尋找的作家

　　其實不只是王安憶的短篇小說能呈現她的真性情，在她的散文以及《談話錄》等圖書中，王安憶也呈現出不造作、不偽飾的真我。

　　在與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共同完成的《談話錄》中，王安憶談到文壇前輩冰心、蕭軍、汪曾祺等對她的影響與認可，也談到對她很重要的當代作家史鐵生。在回顧“成長”時，王安憶沒有回避母親茹志鵑對自己的提攜,也詳細談到了少為人知的1940年從新加坡歸國的父親。

　　盡管王安憶現在否認是書寫上海的代言人，但童年時的保姆給了她這個非上海本地人了解上海市民性的重要機會：“我們家的這些保姆都是我們的引路人，她們很頑強地把她們的色彩帶到我們家來，她們嫌我和我姐姐名字不好叫。”在回顧“文革”時，王安憶的閱讀記憶呈現出那個時代更多的復雜性：“那時候的人比現在的人生活得文學，比現在的人生活得有文學性。”上海給王安憶提供了基本的寫作素材。她曾經在安徽、浙江、江蘇生活過，這些地方就成為她寫作中次要的素材來源。“人自然要在某一個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個人覺得我的寫作同上海這座城市有著很辯證的關系。”王安憶說，一個人在特別熱鬧的地方反而能夠安守寧靜。如果一個人身處曠野，反而不容易面對寂寞。在上海的生活，和熱鬧咫尺之遙，反而能守住寂寞。

　　兩年前，上海市作協新一屆理事會再次推選作家王安憶擔任上海市作協主席，一向低調埋頭寫作的王安憶，感到誠惶誠恐。“當我做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時候，我自己其實心里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種命運感，是不是我從此就不能再寫了？因為很多人當了官都不能寫，我雖然其實也不算什么官，但是我有一種命運的暗示一樣，挺恐慌的，怕自己寫不出來……”事實證明，她的擔心有些多余。“我很感謝作協主席團這個有戰斗力的團隊，在這6年中，他們很保護我的寫作，無論對內對外，無論大小，我們都能應付裕如。而在復旦的教學和寫作還是有關系的，兩者都和文學相關，教學可以幫助我更活躍地思考。”在上一屆6年任期內，王安憶始終保持著強勁的創作勢頭，相繼推出了《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啟蒙時代》等長篇小說，并憑借短篇小說《發廊情話》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2008年年底，某網站做了一份“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排行榜”，在余華、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中王安憶名列第一。其評語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個總是要尋找的作家。”這個評語是到位的。熟知文學史的人應該都知道，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王安憶的文學生涯幾乎是同步進行的，每一個文學潮流都有她的身影：從傷痕文學到知青文學再到尋根文學，從先鋒文學到新寫實主義甚至再到美女文學。

　　(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