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劉暢

　　與中南海僅一墻之隔的西華門，住著許多中共領導人。推開一扇綠色的大鐵門，在警衛員的帶領下，沿著高高的圍墻沒走多遠，就到了胡家。

　　這是一個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兒子胡德華一家便陪伴母親居住在此。會客廳保持著十幾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遺像掛在最顯眼的位置，四周鮮花環繞。這里更像是一個胡耀邦的小型紀念館，他生前的書籍、照片、獎章全部陳列在此。伴著滿屋的花香，胡德華與記者面對面坐了下來。

　　“其實我挺普通的，父親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胡德華很謙虛地說。

　　他的妹妹滿妹也很低調。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之后不久，胡耀邦的小女兒滿妹出版傳記《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胡家子女才第一次進入公眾的視線。滿妹當時幾乎不接受任何媒體訪問。“我一向都特別低調，千萬別把我當名人。”直到2008年新年之際，記者才有幸見到了胡耀邦三子。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歷：長子胡德平，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次子劉湖，華潤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三子胡德華，上世紀90年代從中科院軟件中心下海，投資項目囊括科技開發、植樹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滿妹)，中華醫學會副秘書長，某外企高管。他們個個都算功成名就。

　　談起父母與兄妹們的關系，胡德華說得最多的一句話竟是“他們才不管呢！”這是胡耀邦夫婦對待子女的一貫態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從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長大”。

　　“稀里糊涂”地長大

　　“我多次詢問母親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記不得了’。”胡德華總是覺得遺憾。

　　1948年11月，任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和徐向前等人正在太原戰役的前線，當時正是戰役打得最艱苦、最激烈的階段。而在后方石家莊的胡耀邦夫人李昭，即將臨產。就在此時，石家莊遭到敵方偷襲，身懷六甲的李昭在警衛員的保護下，迅速轉移。“母親只記得被拉上一輛運煤車，跑了大概一兩天，途中生下我。”胡德華最后自己推算，他應該出生在河北井陘，“韓信背水一戰、大破趙王的地方”。

　　由于家里已接連生下兩個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親直接從前線傳話：“既然又是個男娃，也沒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親的失望中，胡德華默默地來到人間。不僅沒有出生地，他還和其他兄妹一樣，一直沒有大名。

　　“如果要按現在的說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來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華和兄妹們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在他的記憶中，自己的前兩個名字都不好聽。第一個叫“胡利利”，和狐貍諧音。對此他一直不解，再三追問父母，才得到兩個答案：一是因為父親姓胡，母親姓李；二是他出生后不久打了勝仗，勝利了。雖然兩者都經不起推敲，但胡利利就這樣稀里糊涂地被街坊四鄰叫大了。

　　1950年春，川北地區獲得解放，參加完“成都會戰”的胡耀邦，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共川北區委書記。于是，胡耀邦拖家帶口到了四川。“那時候我們家算是聚齊了，連爺爺奶奶都去了。”

　　在這個全家團圓的時刻，胡耀邦的父親看著一群都是小名沒有“大號”的孫子，鄭重地拿出家譜。“爺爺宣布，我爸是‘耀’字輩，我們是‘德’字輩。家中‘德’字輩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長幼分別叫平、安、發、財。”于是，胡耀邦的長子名為德平，輪到胡利利，就是德發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兒園，由于德發的“發”繁體字太難寫，幼兒園老師自行將其改為胡德華。至于當時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當，胡耀邦夫婦完全無暇顧及，聽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婦終于在四川南充迎來小女兒的誕生。“家里人特高興，外婆說孫兒、孫女都有了，滿足了，就給小妹起名滿妹。”在胡德華看來，家中這個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兒，備受寵愛。滿妹直到參軍時才起名李恒，隨母親的姓。

　　同年，胡耀邦調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第二年，已經4歲的胡德華說著一口四川方言跟隨母親來到北京。在胡德華的記憶中，父母為他選擇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標準，只是一條——全托，能住校。而在滿妹的回憶錄中，她也這樣寫道：

　　“小時候，父親對于我來說，雖然并不陌生，卻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親切。坦白地說，在我內心深處，還多少有點害怕，害怕這個從來沒有跟我玩過的爸爸。母親是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顧工作不顧家。1952年她隨父親來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紡行業，從此以廠為家。工人們反映說：‘一天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在我記憶中，母親只抱過我一次，可當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鏡時，她‘啪’地給了我一巴掌，我嚇得大哭起來。外婆急忙從她懷里把我奪過去，埋怨道：‘從來也沒抱過孩子，就抱這么一回，怎么還打她！’母親說：‘她要是把眼鏡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四個孩子三個姓氏

　　胡德華常聽外婆講，父親生來好動，雖然個頭矮小，卻喜歡體育，常和比自己高出一頭的同學同場競技。“除了喜愛體育，父親還喜歡演說。有意思的是，他從小有些口吃，爺爺曾叫他‘九結巴’。”

　　調皮的小德華兒時也是個結巴，直到上大學才慢慢糾正過來。“大人總說‘哎呀，你就是學你爸’。父親開會的時候‘啊，那個那個’，我也跟著‘啊，那個那個’……最后他生氣了轟我走，我就跟他做個鬼臉跑了。那會兒我爸和王震見面，人家都管他叫結巴子。”胡德華在父親身邊，總是非常隨性，他說家中“母親很厲害，而父親從不發火”。奇怪的是，隨著胡德華長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漸漸矯正了。

　　胡耀邦家中4個子女卻有3個姓氏，除分別隨父母姓胡、李之外，還有一個姓劉的。胡德華說，他們從小就知道有一個“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擔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將赴前線作戰。李昭態度堅決，也要求同往參加戰斗。無奈，胡耀邦夫婦將未滿40天的次子，送給了陜北老鄉劉世昌。“當時他們對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親只提了3個條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轉送別人；二是將來要讓孩子上學；三是讓他自由戀愛。父親堅持讓孩子隨老鄉姓劉，老鄉采取了一個折中方案，就叫劉湖(胡)了”。

　　從胡德華出生起，就沒見過二哥。這一別，就是十幾年。解放后，劉世昌一家輾轉到了青海。他牢記著胡耀邦的囑托，即便家里連吃飯都困難，還是堅持讓劉湖上了學。13歲時，劉湖小學畢業，各門功課成績優良。其間，胡耀邦從沒有來找過兒子。

　　當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職時，劉世昌和妻子猶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學習那么好，不能耽誤了”。就這樣，劉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養大的劉湖送回了北京。“父親看到劉世昌愣了，半晌說不出話，他拍著二哥頭說：‘記住，劉世昌永遠是你父親！’”此后每逢寒暑假，劉湖就會去看望劉世昌夫婦。

　　“走資派”的后代

　　全家團圓的幸福時光轉瞬即逝，很快“文革”開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發配到了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勞動。“母親被隔離審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轟回安徽老家，音訊全無。父親的秘書、司機也早就撤走了，滿妹曾一個人住在三進大院子里，幾十間房子空空蕩蕩……”

　　胡德華當時還在上高中，那時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師，要考清華大學。然而剛讀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負責修馬路。“當時我的工種叫‘壯工’，聽著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兩糧食，可見體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華記得，當時母親比父親受沖擊還早，在“文革”中的境況更慘。“母親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剛強的她從來不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從不抱怨。”

　　由于“文革”，胡德華笑稱二哥劉湖是預備期最長的黨員，“預備了將近十幾年！”“二哥當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化工系，和現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一個班，她還是我二哥的入黨介紹人。1966年5月，他成為預備黨員。一般黨員的預備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剛入黨一個月就趕上‘文革’，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成為正式黨員。”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為“文革”改變了命運。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就在1967年畢業前夕，隨著鄧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鄧樸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類”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專政的對象，聶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員會，勒令他們接受檢查，要他們反對自己所敬仰和信賴的父母。那時他的身心受到極大創傷。我大哥小時候特別淘氣，但是后來變得越來越老實、沉穩。”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鏡，書生氣很濃。實際上，胡德平在進入政界以前，是個標準的學者。

　　“文革”后，胡德平撿起了他心愛的歷史學專業，考取了中國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廬教授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做研究工作，后又擔任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同時，胡德平還致力于“紅學”研究。1983年，他聯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紅學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會”，出任會長。為了考證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傳說中的“黃葉村”香山一帶考查，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曹雪芹在西山》的書冊。一些紅學老前輩，對他這種刻苦鉆研的精神極為贊賞。

　　1984年胡德平作為中共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的特派員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時，他還創辦了曾經轟動一時的理論刊物。從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之后，被提升為統戰部副部長。

　　“我們比父親差遠了”

　　談起子女對父親的繼承，胡德華坦言“我們差遠了”。“誰也比不了父親，父親做人的骨氣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無人能及。”如果說有聯系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讀書。

　　“其實父親文化程度并不高，14歲就參加革命，但是他博覽群書，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不論在馬背上還是帳篷里，父親只要有點滴空閑時間，總是孜孜不倦地讀書。他記憶力驚人，對一些佳作警句背誦如流。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誦讀幾遍，便能全文背下來。”

　　胡德華列舉了許多父親看過的書目，算起來總共有5000萬字。“父親說每天堅持讀1萬字書，14年就可以成為學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鄧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學家特別敬佩父親。”

　　1973年，胡德華考入重慶通信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學院教書。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華進入中科院軟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說自己的夢想一直是要科學救國。“以前覺得能當個科學家才是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但后來，胡德華卻改變了想法。特別是父親去世后，他在領導的鼓勵下決定下海。這個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對：“我大哥說：‘你搞科學技術的，哪能做買賣？！’我就不服氣，我說當時那么多農民企業家，我上過大學的，怎么不成？我一定要爭這口氣。”

　　胡耀邦的子女對父親都充滿了敬畏。事隔這么多年，胡德華每每回憶起父親批評自己的情形，心里還是有些慌亂，對于父親的鐵面無私，胡德華至今還十分感慨。

　　“就連父親最疼愛的小妹，也沒能沾父親半點光。”1968年滿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紙總廠一分廠的維修車間當車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陸續都去參軍了，而父親不聞不問。她自作主張，找到了父親在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時的搭檔──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她托警衛員帶話：“我是胡耀邦的女兒，想請鄭司令員幫我去當兵。”

　　作為胡耀邦的女兒，能當上兵，滿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種如何、部隊駐在何地，樂不可支地來到當時全軍最大的柏各莊農場，在師醫院當了名衛生兵。”幾年兵當下來，滿妹卻發現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地被推薦上了大學。苦悶至極的她，給父親寫了信，希望父親能托托關系，讓她也有個上大學的機會。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廠，后來當兵我是不知道的，內心也是不贊成的，因為是走的后門。現在又提出想上大學，我認為你應該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學習書本知識，又要到社會實踐中去學習。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后門，而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時，滿妹完全不能理解父親的思想，懊惱、委屈一齊涌來，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沒有指望能沾父親的半點光。”胡德華說，小妹每每回憶起當年撕信的情景，總是滿心愧疚。

　　如今，一切都已成為過往。談話間，胡德平的女兒走了進來，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胡德華掩飾不住驕傲：“大哥家有兩個孩子，這個是英國劍橋畢業的，另一個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女兒已經成家立業。我的女兒在復旦大學畢業后，如今在澳大利亞一個投資公司工作。我們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了。”

　　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終歸于平靜安寧之中。談話中，胡德華笑聲爽朗，談起往事繪聲繪色，這也是如今胡家子女真實生活的寫照吧。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