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舒泰峰

　　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曾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與楊振寧的分裂，是華人物理學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兩位曾經(jīng)最親密的合作者，最終卻冷眼相向，內情究竟如何？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云——李政道傳》首次詳細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這是這樁學術界的豪門恩冤首次系統(tǒng)展示。”出版社編輯對本刊記者說。

　　書的作者身份同樣值得一提，他是國學大師季羨林之子季承。季承長期從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顧問，二人有長達30年的緊密合作。

　　盡管李、楊分裂已長達半個世紀，如今他們已分別83歲和87歲高齡，但是時間并沒有消弭他們之間的恩怨。讀《李政道傳》，二人的恩怨貫穿其間，其詳盡的細節(jié)直擊人性深處。

　　初識

　　上世紀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聯(lián)大讀二年級。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覺得原子彈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彈。他找到西南聯(lián)大的物理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倫和數(shù)學教授華羅庚，對他們說，給你們十萬美元，一個大禮堂作為工作場所，請你們造原子彈。

　　吳大猷他們說，造原子彈要先培養(yǎng)人才，建議選拔一些人去美國學習。

　　李政道被選中，于1946年來到美國。但由于美國并不開放原子彈制造技術，考察小組只能解散。據(jù)指示，他們可以用領取到的經(jīng)費在美國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學起了理論物理。

　　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lián)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面。

　　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二人開始聯(lián)名發(fā)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學后不久，由于他有雙份獎學金，經(jīng)濟上比較寬裕，就買了一輛二手小轎車。1947年夏天，他和楊振寧、凌寧開著這輛車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峽谷遇險的故事外，書中披露，李政道還說起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出發(fā)前，楊振寧提議三人按比例出錢，把那部車子買下來，回來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錢買下車子。楊振寧的這個提議究竟意味著什么，后來李政道才琢磨過味來。他對楊振寧的精于算計頗有感觸。

　　合作

　　博士畢業(yè)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作，擔任物理系助教。當時，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加州地方反華氣焰囂張，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楊振寧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訪問成員。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況，于是兩人商量，李政道也來普林斯頓，可以一起作研究。

　　書中寫道，楊振寧去找了院長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請他給李政道發(fā)出邀請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李楊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楊振寧正在進行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這是他們合作的真正開始。”季承寫道。

　　1951年秋，他們寫了兩篇統(tǒng)計力學論文，首次給出了不同熱力學函數(shù)的嚴格定義。在此基礎上他們發(fā)現(xiàn)不同的熱力學函數(shù)在有相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這個發(fā)現(xiàn)揭開了統(tǒng)計力學研究新的一頁。

　　兩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了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重視。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與愛因斯坦見面。談話時間很長，愛因斯坦問得很多，很細。最后，他站起來同李政道握手，懇切地對他說：“祝你未來在物理上成功。”

　　兩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的合作和卓越成果，以及他們個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的親密關系，一時傳為佳話。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頓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時糾紛卻發(fā)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問題。

　　這兩篇論文的總標題是《狀態(tài)方程和相變的統(tǒng)計理論》，第一篇《凝聚理論》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氣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季承寫道，在第一篇論文完成后，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是，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

　　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李政道決定不再和楊振寧合作。之后，雖然他在普林斯頓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是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

　　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懷。那時，他并不知道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的長女)也參與其間。據(jù)楊振寧回憶，上述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楊振寧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為李畢業(yè)后科學事業(yè)一直不順利，要幫助他，可是杜致禮根據(jù)“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說李政道這個人不值得他這樣信任。

　　李政道決定離開普林斯頓，去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3年后，1956年，他29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

　　共獲諾貝爾獎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本來就是想和楊振寧拉開距離。一件偶然的事情，卻使二人恢復了合作。

　　1953年，楊振寧曾去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工作一年，和米爾斯合作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規(guī)范不變性》，其中提出了后來十分有名的楊-米爾斯規(guī)范場方程。

　　但是，當時李政道對這篇論文的出發(fā)點是否正確持嚴重懷疑。一次，楊振寧到哥倫比亞大學來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楊。經(jīng)過激烈的討論，楊同意了李的意見，還共同署名，李前楊后，發(fā)表了論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適規(guī)范轉換》。

　　這件事使他們重拾合作，這也是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稱》中有如下描述：“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范圍從粒子物理到統(tǒng)計力學……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xié)調。我們在一起工作，發(fā)揮出我們每個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chǎn)生在這個時期。

　　宇稱不守恒的發(fā)現(xiàn)，被譽為20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根據(jù)《李政道傳》所寫，這一發(fā)現(xiàn)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約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楊振寧開車從長島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看李政道，在李的辦公室里進行了討論。不久，楊振寧要移動他停在街上的汽車，他們就走到街上。把車停好后，由于飯館都還沒開門，他們就近在125街和百老匯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廳邊喝咖啡邊討論。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稱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統(tǒng)統(tǒng)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地反對李政道所說的一切。但經(jīng)過反復的討論，他逐漸被說服。午飯后，他們回到李政道的辦公室，楊已經(jīng)完全被說服，并表示愿意與李合作。他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就是勸李不要急忙發(fā)表上述那篇論文。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占領下來。這樣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義。

　　李政道覺得十分有道理，同時覺得如有楊振寧的參加，會使整個事情做得更好。

　　兩人開始了友好的競賽。他們在大約兩周內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這需要進行大量計算。兩人在計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貢獻。

　　一個月后，他們完成了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寫出了論文。這篇論文是由李政道執(zhí)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這就是轟動一時后來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

　　決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fā)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后。

　　“沒有想到”，書中寫道，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么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同意。

　　這是一個插曲，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獎的榮耀沖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fā)現(xiàn)宇稱不守恒的故事。

　　風波由此而起。

　　當時，李政道已經(jīng)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么修改。可是楊振寧卻提出了許多意見。他說，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討論。

　　楊振寧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習慣。

　　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后不再合作。書中說，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說他是非常愿意繼續(xù)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無可奈何。最后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

　　當年11 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書。奧本海默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yī)生。

　　各執(zhí)一詞

　　當然，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傳》中，作者季承也盡量引入楊振寧的表述，以求平衡。

　　楊振寧寫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識李政道》一文里寫道：“他才華出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里，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記里，楊振寧對兩人的合作做了總結：“我對他就像一位兄長。在粒子物理和統(tǒng)計力學領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經(jīng)成了名。我們的合作關系中，我是資深的一方。敏銳地警覺到不應該擋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識地往后靠，盡量在事業(yè)上扶持他，同時，在公開場合對我們合作關系的實質嚴格地保持緘默……”

　　在寫于1982年的《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chǎn)生經(jīng)過》一文后記里，楊振寧的版本與李政道截然不同：“我們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面。在一個節(jié)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chǎn)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于是，如果人們假設宇稱只在強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個粒子且自旋、宇稱為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后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無解的謎局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范疇，延伸到了日后中國基礎學科的發(fā)展。

　　197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先后回國訪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學事業(yè)。季承寫道， 圍繞著高能物理的發(fā)展，過去在中國素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從李楊這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自海外歸來、陸續(xù)回國訪問并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成了李楊不和的易地之戰(zhàn)。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chuàng)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他對中國高能物理發(fā)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jīng)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fā)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chǎn)第一，生產(chǎn)第一，生產(chǎn)第一’。”書中這樣對楊振寧的態(tài)度作總結。

　　季承寫道：“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后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xiàn)象。”

　　季承對本刊記者表示：“我寫他們的恩怨，是抱著客觀的態(tài)度歷述事實，不偏不倚，不做結論。”

　　“他們之間的分歧，已經(jīng)是一個科學史的問題了。其是非曲直，應該由歷史來判斷，應該由科學史家來研究。至于結論，這恐怕是沒有人，沒有什么機構，可以做出的。”季承說。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