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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晶晶

　　從川崎正藏的收藏，似乎能讓我們看到日本近代美感，逐步脫離抹茶、煎茶的界限，開始向鑒賞轉變的蹤影。

　　川崎正藏(公元1836～1912年)小心地擦拭著一只犀角雕螭龍三足鼎式爐。這只三足鼎式爐造型取自商周青銅器鼎，下承三獸吞式足。爐身附有透雕三組螭龍互相盤繞，爐身淺浮雕夔龍紋，形象取材自漢代紋飾。難得的是這件器物完全由一塊完整的犀牛角雕琢而成，三足與器身為一體，整挖而成，重達898克。成器如此之大，很難想象原料沒有去除粗糙表皮之前的體量。犀角器由于材料形狀原因，多隨形制成杯形，而帶足仿古器造型因為極其廢料而很少制作。類似這種取青銅器鼎造型的犀角杯大器且帶足的存世不過兩三件。

　　川崎正藏擦拭完后，將它放入了特地定制的木箱內，然后鄭重地在包裝蓋板上寫下了三行字：“訪明日本僧侶從中國帶回的犀角盃，日本明治時期曾被長春閣主人收藏，曾一度被敬獻給日本皇族朝香宮作香道之香薰之用。川崎”。

　　100多年過去，正是川崎的這段記錄，讓我們能夠清晰地知道這只明代的犀角雕螭龍三足鼎式爐，是如何漂洋過海，落戶日本的。川崎正藏是日本著名的實業家、政治家，也是至今仍在世界制造業占有重要地位的神戶川崎重工的創建者。

　　川崎正藏起家于明治維新時期，1878年在大藏省的幫助下建立了川崎筑底造船所，1896年更名為株式會社川崎造船所，這就是川崎重工的前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有蓬勃的造船業。“二戰”后，日本經濟急劇增長，川崎重工仍為日本企業中的老字號之一。川崎公司成立后借助政治關系，迅速成為日本最重要的重工業企業之一，1906年向日本軍隊交付了第一艘日產潛艇，并建造了第一輛日產蒸汽機車。“二戰”期間為日本軍隊提供了“飛燕”戰斗機、五式戰斗機、一式運輸機等空軍裝備，還建造了著名的“榛名號”戰列艦和“加賀號”航母。

　　在川崎正藏的多重身份中，還有一個是精于鑒賞的美術鑒藏家，“長春閣”即是他在官邸內所設的私立美術館。長春閣創立于日本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當時正是日本明治維新改革運動20年來，資本主義商業經濟取得重大發展、社會面貌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西方文明的全面進入，使得大量早年由中國流至日本的中國文物及日本傳統藝術品在這一時期源源不斷流失到歐美。有著深厚傳統觀念的川崎正藏在經營實業的同時，開始收藏藝術品，于是便有了長春閣的創立。

　　川崎一生中購藏的藝術品有2000余件，包括大量中國字畫、瓷器、玉器等藝術品，其中就有現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元代顏輝作《寒山拾得圖》，此畫曾是日本室町時代(14世紀前半期)的皇家收藏“東山御物”之一，后被織田信長所得，幾經輾轉入藏長春閣。顏輝喜作水墨粗筆，用筆勁健豪放，有梁楷遺法，以水墨畫居多。他的作品流傳日本較多，對日本室町時代的繪畫有較大影響。

　　日本的審美很大程度受茶道影響，川崎的收藏中部分遵循了日本當時興盛起來的煎茶美學，同時隨著中國文物流入的多樣化和正統化，也開始確立一個鑒賞的新型中國美術觀。明治初期至中期，日本美術陷入低潮。此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潮流形成了，這就是與抹茶形成鮮明對比的煎茶。煎茶最初由隱元和尚將明代的煎茶法帶入日本，標榜的是中國的教養和文人趣味。文人墨客聚于書齋，不拘一格地飲茶，賞玩器具和書畫。江戶后期至末期，煎茶脫離了這種本質，形成了重視煎茶用具和茶道禮法的煎茶道，逐漸地，擴大了民眾基礎。

　　明治二十年代為鼎盛時期，煎茶人脫離繁瑣的規格意識，憧憬中國明清那種瀟灑考究的文人趣味。川崎正藏的收藏中有一方明代漆嵌螺鈿人物詩文硯屏，這方硯屏或許能讓我們體會到那種情感。硯屏一面嵌飾庭院人物圖案，圖中一官人坐于園中凳上，一女眷身著華服立于身前，旁有二仕女執羽扇侍立，另有孩童嬉戲玩鬧，一派安睦祥和。另一面嵌飾花鳥紋飾及詩文，詩文為唐王巡《夜聞笛》首聯，圖文并茂，文人氣息盡顯。

　　事實上，在日本不管抹茶還是煎茶，都講究“用”，因此所有器物挑選和審美都基于“用”的標準，而忽視對器物的欣賞。隨著更多文物流入，它們在種類、尺寸上都脫離了“用”的容許范圍。終于，川崎正藏他們開始脫離“茶”，步入自立的“純粹鑒賞”。川崎的收藏中有一套清書卷式百寶盒及文房珍玩16件。百寶盒采用書卷式形制，將書卷內部掏空以盛放各式文玩，內分兩層，隨形放置各類珍玩16件，涵蓋紙鎮、印章、筆舔、煙壺、墨等，材質也有玉、犀角、瑪瑙、瓷器等，皆小巧可愛，頗可把玩，令人愛不釋手，別有一番意趣。諸如此類，于是在一些茗宴的展覽席上，出現許多明清書畫和高古青銅器，甚至還有部分的清朝官窯瓷器。從江戶、明治到大正，他們既是中國美術的信奉者、需求者，也是逐漸開始呈現輪廓的中國正統美術的最早鑒賞者。

　　保利拍賣這次秋拍征集到30多件長春閣川崎家舊藏明清珍玩，從中能清楚地看到這些細微的轉變。川崎正藏不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和日本皇室保持著親密聯系，特別是與當時日本皇族“十五宮家”之一的朝香宮親王過從甚密，客觀上也為他收集高品質的中國藝術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也可從此次長春閣舊藏的清代御用宮廷陳設上得到印證。清乾隆白玉雙蝶耳香爐以和田白玉制成，造型及紋飾仿青銅器，爐腹略鼓，飾一周蟠虺紋，下有三足。器壁較薄，微透光。紋飾雕琢采用了壓地隱起的手法造成視覺上的立體感，是效仿商周古玉典型的工藝技法。此種仿古器物多用作宮廷陳設之用，雙蝶耳有寓意婚姻喜慶美滿之意，多用于為婚慶專制的器物。據此推測，此件香爐應是為宮廷婚慶特制的陳設器物。

　　而清乾隆琺瑯嵌玉大吉葫蘆瓶，為木胎表面貼飾以銅胎面琺瑯為框，共三層紋飾，以藍地描金勾云紋為最外層飾邊，中間為淡藍地繪纏枝花卉紋，所用釉料色彩豐富，深淺過渡自然，內側為銅鏨回紋一周，中間嵌白玉。前后兩片為整塊葫蘆形玉板，浮雕纏枝花葉紋及“大吉”二字，紋飾有痕都斯坦風格。兩側依起伏之勢各嵌四塊弧形玉飾，亦雕刻纏枝花圖案。依其制作風格來看應是廣東籍工匠所制，作為宮廷節慶陳設之用。

　　1927年，日本爆發嚴重的金融恐慌，多家銀行、企業在短時間內倒閉，川崎家族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不得不陸續將長春閣中的大量藏品變賣。這批昔日寶藏于閣中的奇珍異寶又再次散入民間。因緣際會，時隔80多年后，這批珍寶再次回到故土。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