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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丁磊

　　1995年，我辭掉寧波郵電局的工作，乘飛機到了廣州。我記得當時的機票要1000多元，遠比我在寧波郵電局一個月的工資高。此前，Sybase就主動找過我，要我去做工程師，因為自1993年畢業后我在國企待的兩年時間里，業務上雖然很清閑，但我沒停過學習，我在unix和數據庫方面很突出，而既懂電信業務也懂操作系統的人，在華南地區并不多。

　　我決定離開體制內的國有企業的時候，家里對我的決定并沒有太熱烈的反應，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1995年，我已經在寧波郵電局工作了兩年，工作節奏比較散漫。一張《寧波日報》就4個版，很多期刊都是月刊，那時候的電腦也不能上網。唯一能干的事情是把交換機的事情搞搞清楚。那時候月工資800塊。

　　當時我覺得沒有什么大的成長空間，最多評一個先進工作者，對我這樣比較有專業能力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決定跳出來，一方面是因為自己覺得工作沒意思，第二是因為互聯網的前景很好，第三是我這樣的技術人才，出來隨便都可以掙幾千塊一個月。

　　在我大學畢業的前一年，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和十四大讓我熱血沸騰。那時候學校是要組織學習“南巡”談話和十四大精神的，還要考試。我覺得這是一個信號，可以下海。中國這個社會可以給有能力的人一個機會。

　　于是，在厭倦了國有企業的工作之后，我來到了廣州。

　　那時的廣州，雖然比起今天的廣州，看起來面積上要小得多，但地位卻遠不是今天的廣州可比的。當時一個內地人到了廣州，那種強烈的新鮮感，好比今天的內地人第一次看到香港。這完全是一個另外的世界。與內地城市相比，這是一個很現代很開放也很務實的國際化都市。在這里，你聽到人們說的是粵語、唱的是粵語歌，電視看的是香港臺，報紙有繁體字的《大公報》，出租車也是港式的紅色。因為亞熱帶的原因，這個城市永遠是綠色的，看上去永遠生機勃勃。最重要的，是這個城市人們的神情、節奏完全與內地不一樣，整個社會的服務水平和服務意識，也完全是內地無法想象的。

　　我在廣州最好的時代來到了這個城市，這里給了我意想不到的收獲，要我一輩子都對這個城市有特殊的感情。

　　到廣州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外企，當時我缺少社會經驗，想通過這個過渡的跳板熟悉一下外企的管理方式。它確實給我留下了與內地完全不同的印象，很人性化，沒有論資排輩，尊重也鼓勵個人的才能。

　　我一到廣州就花了12000元買了臺電腦，這筆錢基本上是在寧波兩年所有的積蓄。當時沒有互聯網，我也不玩電腦游戲，電腦就主要用來學習。那時候有光盤，沒有VCD的碟片，只能拿電腦來看文檔，學習一些軟件，電腦城可以買到很多盜版的軟件，可以自己去嘗試。

　　我最開始住在南方醫院附近，是公司租的一個套間，我住其中一間。我與外人交往不多。我在廣州有同學，但聯系不多，因為我在廣州的生活很忙碌很充實。廣州離香港近，每天有新的信息、新的思想，和世界最發達的地方是沒有時間差的。

　　平時在下班后，我基本上是在電腦前或看看電視。每天早上7點半出門，要坐1個小時的中巴才到公司。有一次錢包差點在中巴車上被偷掉，后來我搬到了淘金路，月租是1000或1200元。這里離公司近，以后我每天就可以走路上班了。

　　我記得第一個月的收入是4000元，是以前的好幾倍，但在當時廣州的外企，甚至還算是偏低的。而且在1995年，廣州的物價很高，我記得晚上出去，有些酒吧一瓶啤酒都要賣到40塊。

　　當時，廣州給我印象深刻的一個現象是，在鄧小平南巡之后，廣州很多年輕人都成了小老板，我認識些在電腦城賣設備什么的朋友，沒受過什么教育，也都有百萬資產。我一點不嫉妒，也沒什么不平衡的，因為我覺得沒有理由比他們差，我自己受了4年高等教育，有兩年專業工作經驗，有技術專長，相信自己能成功。

　　當時，廣州就是這樣一個給人希望的城市。

　　因為我在郵電局工作過，對電信業務很了解。當時賓館的程控交換機開始流行，每一個打出的電話用這個設備計費，當時各個賓館都需要交換機計費軟件。我一直在這個領域里接活，第一筆就掙了幾萬塊，當時買交換機的人太多了。

　　可以說，如果我沒有當時這些業務上、資金和經驗技術上的積累，就沒有今天的網易。當時，在這些項目上，一共賺了多少錢我已經不記得了，但基本上我后來創辦網易的錢，都來自為酒店寫程控交換機的計費軟件的積累。

　　我1995年從寧波到廣州時，最大的夢想就是想做個小老板，做自己擅長、喜歡的事情。公司不要大，也就有個二三十人的小公司。而之后我是沒辦法才被逼到把企業做大，拿了別人的投資，就希望上市，上市就拿到了更多的錢，那就必須對股東的投資負責。這才有了現在的網易。

　　今天，如果有人問我，畢業后該怎么做。我不建議他創業，我會建議他到北京、上海，或者廣州、深圳，現在北京、上海的資金、機會可能比廣州、深圳還多。

　　但如果時光倒流，有人問我，在1997年以前，他畢業后該去哪里。我一定會告訴他，廣州、深圳。

　　現在的人，可能對1997年之前的廣州缺乏了解。其實，我們只要回過頭來看，今天民族產業響當當的品牌，像華為、中興、萬科、美的、TCL等等，幾乎都是同時在一個地方崛起的。不難想象，當時真正具備了聚合資金、信息、機會的制度保障的城市，只有廣州和深圳。

　　畢業10年的時候我和電子科技大學的老同學聚會過一次，只有一兩個像我這樣跳出體制的。而我命運的改變，則是無意中在1995年這個正確的時刻，選擇來到了廣州。

　　(摘自《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