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柴愛新、孫陸芳

　　2009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辭世。

　　因為沒帶證件，幾個自發前來悼念的人被攔在北京大學南門外，他們又頂著仲夏正午的烈日步行20分鐘，轉到校園西南的一個小門，進入北大校園，到季羨林的靈堂拜祭。在季羨林去世的4天內，已經有近萬名社會各界人士前往悼念。

　　靈堂設在北大百年講堂的南廳。靈堂正中間擺放著季羨林遺照，照片上是人們印象中最熟悉的溫和笑容。兩側花圈擺放整齊，左側挨著遺像最近的，是季羨林唯一的兒子季承敬獻的花圈，這也是在滿堂層層疊疊的花圈中唯一由親屬所獻的花圈。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全國政協、中組部、統戰部等單位都有花圈獻上。

　　誰第一個稱他“國學大師”

　　季羨林去世后，央視《新聞聯播》播放訃告：中國著名學者、國學大師、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于今天上午9時不幸病逝，享年98歲……

　　在季羨林的諸多“頭銜”中，最常用的還是“國學大師”。

　　“我自己被戴上了(國學大師)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有意思的是，兩年前，季羨林專門寫過文章請辭這個稱號。

　　“稱他為國學大師是有道理的，沒想到他會那么不高興。”畢全忠(曾任《人民日報》記者，現已退休)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是當年在媒體上第一個稱季羨林為“國學大師”的人。

　　畢全忠首次稱季羨林為“國學大師”，是在一篇題為《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散記》的文章中，此文加編者按于1993年8月1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三版。

　　畢全忠回憶說，當年5月，由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編的《國學研究》第一卷出版，在北大臨湖軒開了個出版座談會。畢全忠作為《人民日報》記者去采訪。座談會上，季羨林、張岱年、鄧廣銘等一批學者都做了演講，季羨林在發言中說：“打出‘國學’二字是很大的勇氣！”

　　之后，畢全忠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采訪，寫成8000多字長文，夾敘夾議，詳細報道了北大傳統文化研究的狀況和成果。

　　此前，媒體未見有“國學大師”之稱。歷史上“大師”曾用來尊稱漢朝的經學家如董仲舒、鄭玄等，也用以尊稱藝術家和高僧，如“戲劇大師”卓別林、梅蘭芳等。而以前清華大學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也只是被稱為“四大導師”。

　　在畢全忠的文章中，同時被列為“國學大師”的共有29位，包括已故的王國維、魯迅、李大釗、胡適、陳獨秀等，健在的人中，除了季羨林，還有鄧廣銘、張岱年、周祖謨等學者。

　　畢全忠說，把他們列為“大師”的理由有三：這些學者都學貫中西，古今兼通，對中國文化各有創造。

　　畢全忠記得季羨林讀了他當年的報道后興奮地說：“真是《人民日報》為人民！”很快，季羨林向學校建議抓緊時機成立北京大學國學院，進一步推進傳統文化研究。之后，他還應畢全忠之約給《人民日報》寫了《漫談國學》的稿子。

　　當年正值“國學熱”起步，此文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有些大學開始謀劃成立“國學院”。

　　季羨林在其自述《我這一生》中，把1978年到1993年定為自己學術“收獲年”。在被稱為“國學大師”的這一年(1993年)之后，他更多轉向了散文等領域，書中他把自己1993年之后的16年稱為“幸運的老年生活”。

　　“他當時(對‘國學大師’這個稱呼)沒有反應，后來可能是因為‘大師’這個詞用濫了，名聲不好了，刺激了他。”畢全忠說。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后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并沒有增加。”季羨林在寫于2007年的那篇請辭“國學大師”的文章中這樣說。

　　但是，世人似乎沒有接受他的請辭，在他去世之后，大多媒體的悼念文章仍然稱之為“國學大師”，只有北京大學的訃告中簡單稱其“資深教授”。

　　鮮為人知的學問

　　作為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季羨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古代語言，學術成就集中在印度佛教史和比較語言學。這些“生僻”的學問普通人基本難以接近。

　　但上世紀90年代，季羨林的名字開始家喻戶曉，同時受到官方和民間的推崇。而世人了解他主要因為他的散文和媒體的各種報道，他的學術事實上少有人知。

　　“他在學術上的創獲，是在陳寅恪之后，又一個學術研究的高峰。”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張寶勝接受采訪時說。

　　張寶勝是季羨林上世紀60年代的學生，師從季羨林學習梵文，畢業后留在北大東語系，與季羨林在同一個院系任教，同事多年。

　　“陳寅恪是以詩文考證歷史，季羨林是用比較語言學考證歷史，這在世界考據學上是重要創見。”張寶勝說。

　　季羨林的創造在于通過語言的變化來考證歷史，他在早年的博士論文中就發現印度梵文在不同地區詞尾變化不同，可以以此考證歷史，當時影響很大。一個美國的學者與他觀點不同，和他爭論多年，最終被季羨林的理論說服。

　　晚年季羨林還有一部專著《糖史》，考證出的結論是，蔗糖的制糖工藝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而精制白糖的工藝則是從中國傳到印度。這本專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季羨林的學術在)國際上很有影響力，在印度、伊朗、日本都獲過嘉獎。”張寶勝說。

　　但季羨林在請辭“國學大師”的同時還要辭去的另一個桂冠就是“學界泰斗”，他說“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這讓世人更加認定他品格謙虛。

　　1946年秋，從德國留學回國的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之后他擔任此職務近30年，其間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5年。

　　因為季羨林的存在，北京大學的東語系(現在已經合并到外語學院)影響頗大。解放初，他剛到北大，東語系只有很少幾個學生，胡喬木征求季羨林的意見后，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等于現在的民族學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并到北大東語系，使東語系一度成為北大最大的系。

　　季羨林影響最大的散文是《牛棚雜記》和《留德十年》，“研究學問是我畢生的興趣所在，我幾乎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面。”季羨林生前說，“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

　　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多的人是通過其散文而非學術了解季羨林的。

　　對“和諧社會”治國理念有重要貢獻

　　“他對現在的‘和諧社會’治國理念有重要貢獻。”張寶勝對本刊記者說，“他明確提出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差異是：東方哲學講究天人合一，西方哲學是征服自然。”

　　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在中央提出“和諧社會”概念前后，季羨林在理論上提出，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講究的是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三者的和諧。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在世界上延續時間長、沒有中斷過，真正形成獨立體系的文化只有四個：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從希臘、羅馬起始的西歐文化體系。在四大體系中，所謂東方文化，實際上占了三個，是世界文化的四分之三，它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在今后的發展中還將起更大的作用。”季羨林曾經在文章中寫道。

　　此后，他對東方文化的推崇逐步推進。最著名的論述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東方亮”，認為“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于東方文化”。進而，在中國文化戰略上提出“東學西漸”、“東化”，提倡在國家文化交流中重視東方文化輸出，號召奉行“送去主義”。

　　“他在政治上很進步。”張寶勝說。季羨林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曾是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現在具有偉大意義的十二大又開幕了。全國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奮勇爭先，向著我們黨既定的偉大目標大跨步前進。”1982年，季羨林在一篇名為《偉大啊，我們的黨！》的文章中寫道。

　　在季羨林最后住院期間，溫家寶總理曾經5次到醫院看望。他去世3個小時之后，溫家寶總理從會場趕到醫院。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愛國

　　季羨林始終堅持愛國立場，曾有非常感人的故事。

　　季羨林和已故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頗為要好。他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是同學，季羨林在外語系，胡喬木在歷史系。當年胡喬木曾經坐在季羨林的床頭動員他“參加革命活動”，但是季羨林沒有點頭。

　　解放后，胡喬木擔任黨內重要職務，一直與季羨林保持很好的私人關系，胡喬木多次到季羨林家中探望他，有時還會送他好的大米和從北戴河帶回來的海蟹。但季羨林怕見“官”，從來不到胡喬木家中去，只有一次例外。

　　1986年冬天，胡喬木派車把季羨林和他的兒子、孫女都接到中南海的住處，促膝而談。談了一個上午，一直是季羨林說話，要旨非常簡單：“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喬木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說要把他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當天中午，胡喬木留季羨林在家吃了飯。

　　1989年10月，季羨林寫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傳統》：“中國傳統的倫理中，愛國主義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中國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愛國的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分子。”

　　2002年5月，季羨林住院中寫下《愛國與奉獻》一文：“我們眼前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更應加強。我們還要把愛國和奉獻緊密結合起來。”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季羨林在年屆九十時所寫的《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中，這樣感人至深地表白。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