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編譯/劉志偉

　　每一場危機都會結束，雖然看起來前景黯淡，當前的金融危機終將過去。然而，沒有一種危機能夠消逝得無影無蹤，不留下任何后遺癥。而這一次的遺留，最引人注目的將是全球性的思想戰爭——哪一種經濟模式最可能造福于大多數人。第三世界將會熱衷于挑起這場戰爭，世界80%的人口都居住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中，14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25美元。在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或者說資本主義和美國人所標示的社會主義之間，斗爭仍然激烈。雖然目前的金融危機沒有贏家，但輸家眾多，其中最大的輸家就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今后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這一現實。

　　哪一種經濟模式可能造福多數

　　1989年柏林墻倒塌，成了標志性的事件。一段時間內，共產主義的式微似乎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尤其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勝利。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大聲宣告“歷史的終結”，認為民主的市場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終極階段。實際上，歷史學家會把1989年后的20年標示為美國式繁榮的短暫時期，而隨著大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崩塌，以及隨之發生的經濟混亂和慌亂的拯救措施不斷出臺，這個時代已然結束。于是，對于“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受約束的市場自己就能夠確保經濟的繁榮和增長——的爭論也就此停住。如今，只有那些中毒至深的人才會堅信市場是自我修正的，或是我們可以依賴市場參與者的自利行為來確保一切都誠實正確地進行。

　　這場經濟爭論在發展中國家悄然興起。西方人試圖忘記，190年前，世界三分之一的GDP都是中國擁有的，而突然之間，殖民探索和不公平的貿易協定，伴隨著歐洲和美國的科技革命，把發展中國家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到1950年，中國經濟占世界GDP的百分比只有不到5%。19世紀中期，英國和法國發動了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戰爭，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所以得到這樣的稱謂，是因為除了毒品之外，西方世界沒什么特別有價值的東西賣給中國。鴉片大量進入中國市場，間接導致了大范圍的毒品上癮。這是西方企圖糾正國際收支問題的一個早期嘗試。

　　殖民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留下混雜的遺產——一個明顯后果就是人們普遍認為他們受到了殘酷剝削。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相應解釋：剝削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的獨立，并沒有結束經濟殖民主義的延續。在一些地區，如非洲，剝削是顯而易見的：對自然資源的攫取和環境的破壞，只得到了微薄的回報。其他的地方則很隱蔽。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世界性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被當作后殖民時代實施控制的利器。這些機構推動市場原教旨主義(它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這是美國人為“自由和不受約束的市場”所定義的一個理想化概念。他們敦促金融部門放松管制，進行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大群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支持它們，他們很多人都來自自由市場經濟的圣殿——美國芝加哥大學。而最終，“芝加哥男孩”們的項目并沒有帶來他們承諾的結果。收入停滯不前，即便有增長，財富只是集中在上層人手中。經濟危機在許多國家中日益頻繁——過去30年中爆發過100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

　　美國用不同藥方醫治自己

　　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越來越不相信西方的幫助是出于利他主義。他們懷疑自由市場理論的花言巧語只是用來掩蓋以往的商業利益。西方國家的偽善加強了這些懷疑。歐美并沒有向第三世界開放其本國的農產品市場，而這往往是所有貧困國家所能提供的唯一商品。他們強迫發展中國家在開始新產業的時候取消農業補貼，而他們自己卻提供大量補貼給本國的農場主。

　　自由市場理念被證明是一種新的剝削形式的偽裝。“私有化”意味著外國人可以低價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礦山和油田。這意味著他們能夠獲得大量的壟斷和準壟斷的利潤，如電信業。“自由化”意味著，他們能獲得高回報率的貸款，而在貸款無法回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迫使他們損失社會化，這意味著所有人都要被迫來還債。這還意味著，外國公司能夠毀滅新興產業，抑制企業發展的才能。雖然資本自由流動，勞動力卻不會——只有那些最有天賦的個人，才能在全球市場中找到好工作。

　　自由市場理念的前景，并不總是美妙。在亞洲總有些國家抵制“華盛頓共識”(自由市場理論的簡便說法)。他們對資本流動進行限制。亞洲的巨人——中國和印度，有自己的經濟管理方式，并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在其他地區，尤其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插手的國家，事情發展并不順利。

　　在第三世界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批評中，美國應對當前金融危機的方式成為最后一根壓倒駱駝的稻草。10年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受影響的國家削減赤字和支出。在泰國，這導致艾滋病的重新泛濫；在印度尼西亞，這意味著削減挨餓的人民的糧食補貼。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這些國家提高利率，在某些國家超過了50%。他們教導印度尼西亞要對銀行強硬，要求政府不要救助他們。他們說，這會是一個可怕的先例，是對瑞士鐘表般精確運行的自由市場可怕的干預。

　　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的處理方式之間的對比是如此強烈，人們并沒打算忽視之。為了把美國拉出深淵，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大量增加開支和大規模的赤字，即使利率已經降低到零；銀行正在被拯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一些處理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華盛頓官員，現在正應對美國的金融危機。于是，人們不由得問道，為什么美國用不同藥方醫治自己？

　　許多發展中國家仍對多年來受到的脅迫感到憤怒：他們應該采取美國制度，放松管制，開放市場給美國銀行，這將使他們能夠了解“好”銀行的做法，應該出售自己的公司和銀行給美國人，特別是在危機期間用跳樓價賣出。華盛頓說，這將是痛苦的，但最終你們將收獲更好的。美國派出了財政部部長(兩黨)環繞全球進行宣講。在發展中世界的許多人看來，這扇旋轉門，使美國金融領袖們從容穿梭于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這讓他們更具有可信性；這些人似乎同時掌握著金錢和政治權力。美國金融領導人正確地認為對美國或世界有利的就是對金融市場有利的，但他們反過來的想法則是錯誤的，即對華爾街有利的就是對美國和世界有利的。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美國經濟的失敗所進行的激烈批判并不是幸災樂禍激起的，因為他們需要發現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真正為他們未來所采用。事實上，這些國家都希望看到美國迅速恢復。他們所知道的是，他們自己無法做到美國試圖恢復其經濟所采取的措施；他們知道，即使是這些巨額的開支也很難快速奏效；他們知道，來自美國衰退的沖擊波已導致短短幾年的跨度中又有兩億人陷入貧困。他們越來越多地相信，任何美國提出的經濟理論都會付諸實施，而不僅僅只是熱忱而已。

　　要管制，也要市場和民主

　　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去光環，可能無法修復，但這也許是好事。美國一直扮演著全球資本中樞的角色，因為其他人認為美國具有風險管理和分配財政資源的特殊能力。如今人們不這么想了。亞洲已經發展出自己的金融中心，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儲蓄如今都埋藏在這里。世界最大的三家銀行目前都在中國。美國最大的銀行已經下跌到第5位。

　　美元一直是儲備貨幣，很多國家持有以增強本國貨幣和政府的信任度。但它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中的地位已逐漸下降——美元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價值儲備。其價值動蕩不定，且不斷下降。在目前危機中，美國大規模增加債務，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大規模貸款，加深了對美元未來的憂慮。中國已公開想法，希望創立一種新的儲備貨幣取代它。

　　處理危機的費用排擠了其他需求，美國從來沒有慷慨援助過貧困國家。而近年來，中國在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已遠遠超過了世界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的總和，也超過了美國。在這場危機中，非洲國家正奔向北京尋求援助，而不是華盛頓。

　　有所擔心的是，當更清楚地看到美國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漏洞，許多發展中國家將得出錯誤結論。一些國家，也許包括美國自己，將得到正確教訓。他們會認識到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成功制度，即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平衡，一個強大國家要進行有效管制。他們會認識到，代表特殊利益的權力必須得到遏制。

　　但是，對于許多國家，其后果可能是混亂。戰后體制失敗后，一些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資本主義轉向，米爾頓•弗里德曼取代了馬克思。然而，新的信仰并沒讓他們變得好過。許多國家可能得出結論：不只是美國式無干預的資本主義失敗，而是市場經濟已經失敗，進而更加錯誤地認為市場經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行不通的。舊式共產主義也許不會回來，但各種形式的過度干預市場則會回來。而這些將會導致失敗。窮人在市場原教旨主義下受苦，在這些新制度下窮人將會再次受苦，這將不會帶來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的減貧。目前還沒有不依賴于市場而成功的經濟。而貧困將滋生不滿，其影響對全球穩定及美國的安全是顯而易見的。

　　民主信仰是另一個受害者。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在華盛頓看到被允許自定規則的華爾街將風險帶給了全球經濟，而當算總賬的那一天到來，政府卻轉身讓華爾街自己來處理經濟的復蘇。他們看到了財富重新分配到金字塔的頂端，很明顯犧牲了普通公民的利益。他們看到了美國民主體系政治問責的基本問題。當他們看到所有這一切，就可能給出這樣的結論——民主本身存在無可避免的致命錯誤。

　　美國經濟最終將恢復，并再次達到高點。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世界各國中最受贊賞的，也是最富有的。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它的行為都會受到仔細審視。它的成功將被仿效，而它的失敗會被蔑視。這讓我回想起福山，他錯誤地認為，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必然勝利，且不會倒轉。但他說對了一點：民主和市場的力量對于公正和繁榮的世界是必不可少的。

　　(摘自《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