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制度開始，婚姻就是一個經久不衰的問題。大概很難有什么問題像婚姻問題這樣，讓人們保持如此經久不衰的興趣和持久爭論的熱情。

　　原因在于：一方面，這個問題無論對個人或是社會機構來說，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問題至少與以下三個問題息息相關：愛情、性和政治。這使問題變得十分繁難，以至于神學家圣奧古斯丁說：婚姻問題是最繁難和最撲朔迷離的問題。他說，他不敢說自己已經弄明白了這個問題。

　　但無論如何，婚姻問題又是一個必須求解的問題，于個人，將決定即使不是其生命的全部，也將是其一生的幸福。于社會機構，它是基礎，承擔著維護秩序和穩定的重任。也因此，馬克思說，婚姻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社會屬性是其本質屬性。它嚴格受控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的演變，幾乎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將在婚姻這個問題上得以體現。

　　在過去的60年里，我們的婚姻集中地反映了發生于我們國家的巨大變遷。

　　曾經有過那么一個時期，我們的婚姻與革命緊密掛鉤。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年代，這個國家對政治的狂熱最終也在婚姻這個問題上得到最集中的體現——政治以壓倒一切的優勢成為了婚姻的主導力量，政治不僅決定了人們對婚姻的選擇，而且，那時候的婚姻首先是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事，之后才是個人之間的事。在政治面前，個人的幸福微不足道。

　　當政治的身影漸漸地淡出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對婚姻的絕對強勢也逐漸衰落。上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的興起為人們贏得了私生活的自由，婚姻作為個人的事情獲得了選擇的自由，愛情與性甚至超越了婚姻與道德得以強調。然而，最終決定我們婚姻狀態的仍然是經濟。在經濟開始席卷一切的90年代，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最終左右了我們的人生選擇，包括婚姻。在經濟上占有優勢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幾乎是呼風喚雨。

　　但顯然，經濟不是決定婚姻幸福的唯一因素。婚姻始終仍然是自然屬性上的問題，又或者說，它是抑制人性中不利于秩序和穩定的因素的一種設計。在一種抑制人性的制度中，去求解個人幸福問題顯然是一個比婚姻本身更繁難的問題。曾經我們因為沒有婚姻的自由，因而難以獲得婚姻的幸福；然而，當我們在婚姻問題上獲得了充分自由之后，卻仍然難以獲得婚姻的幸福。這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所面臨的困惑。

　　羅素發現一個奇怪的結論：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個伴侶有永久的幸福。除非主張婚姻不可解除，從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極具誘惑的想象，或者，社會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會見體面女子的機會。

　　這就不難理解恩格斯所說的，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

　　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間這場著名的對話或許能為在婚姻中尋找幸福的人們以啟發：

　　柏拉圖有一天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愛情？蘇格拉底叫他到麥田走一次，不許回頭。在途中要摘一棵最大最好的麥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圖原以為很容易 ，但最后，他垂頭喪氣地空手而歸，原因是：看到了很不錯的，卻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就沒有摘，當繼續往前走的時候，又發覺總不及之前見到的好。原來麥田里最大最好的麥穗，早就錯過了。于是，什么也摘不到。蘇格拉底告訴他：這就是愛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圖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蘇格拉底叫他到樹林走一次，不許回頭，然后，在途中取一棵最好用的樹材，而且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圖于是又照著老師的話去做。半天之后，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也不算太差的樹回來。蘇格拉底問：“這就是最好的樹材嗎？” 柏拉圖回答：因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見一棵看似不錯的，又發現時間、體力已經快不夠用了，而且害怕空手而歸，因此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就拿回來了。蘇格拉底說：這就是婚姻。

　　還有一次，柏拉圖問蘇格拉底：什么是幸福？蘇格拉底讓他穿越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麗的花，仍然是不能走回頭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許久之后，柏拉圖捧回一朵比較美麗的花，蘇格拉底問他：這就是最美麗的花了？柏拉圖說：我摘下了它時，認定了它是最美麗的，雖然，之后我又看見了很多很美麗的花，但我依然堅持我摘的這朵是最美的。蘇格拉底最后對他說：這就是幸福。

　　“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仍然是我們對婚姻的最高理想。在婚姻這個問題上，人們始終寄予了對幸福的最大渴望。

　　羅素說，文明社會里，滿足以下條件，婚姻中的快樂也是可能的：男女雙方都必須有平等的心理；彼此不干涉對方的自由；一定要有身體和心靈上的完全親密；并且對于尊重的事物，一定要有彼此相同的標準。

　　一如紀伯倫所說的：合一之中，留有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