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韓永

　　權力與資本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鄭少東們似乎在揭開一個嶄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規制定權，以法律的威力為一個人“開道”。

　　黃光裕案背后的制度風險

　　在黃光裕被調查接近5個月時，其案所涉官員的“重量級”被再次刷新。

　　4月16日，中央紀委向媒體證實：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中共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被“雙規”，案由是“嚴重違紀”。媒體后來證實，二人之“違紀”均與黃光裕案有關。

　　這標志著，黃光裕案所涉官員級別，已由此前的副部級，提升為正部級——此前涉入該案的最高長官，是公安部前黨委委員、部長助理鄭少東。

　　這一次“升級”，據說給看守所內的黃光裕帶來了巨大壓力。此前有報道稱：4月底，黃曾在看守所謀求自殺，被及時發現而未遂。有推測認為，黃光裕的壓力，不僅來自已經歸案的官員，可能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隱秘。

　　“落水”的邏輯

　　上世紀90年代，廣東省公安系統連破“東星輪”千萬港元搶劫案、“世紀賊王”張子強案和“長勝輪”海上搶劫殺人案，威震寰宇，被外界譽為“逢大案必破”。這些顯赫戰績的背后，有兩個主要操盤手：一個是時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的陳紹基，另一個是他的得力愛將、時任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局長的鄭少東。

　　陳紹基涉案，讓不少廣東人唏噓。

　　從1991年起，陳紹基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從1993年起主政廣東省政法委9年。在這11年間，他以彪炳的業績為自己贏得了“南粵政法王”的美譽。

　　但腐敗的種子或已在此埋下。據知情人士透露，陳紹基、鄭少東，以及廣東省前任紀委書記王華元的“落水”，可能都與“公海賭王”連超有關。作為當時最具規模的五星級豪華游輪“海王星號”的主要投資人，連超在內地官場關系熟稔，經常邀請一些官員上船小試身手。在辦案中與連超多有交集的陳紹基們，被連超請上船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而此時的黃光裕，早已是“海王星號”上的常客。2008年1至10月的航空記錄顯示，黃光裕曾十余次往返于內地與港澳之間。而其數年前的往返記錄更為頻繁。接近警方的人士還透露，在連超的幫助下，黃光裕還可利用隱蔽身份往來于上述諸地。

　　黃光裕頻繁光顧賭場，除了一試身手的誘因，還便于與那些他認為手握重權的政府官員交易。最典型者，上世紀90年代“慕馬案”的主角——沈陽市前副市長馬向東，在賭場3日內輸掉上千萬后，就趕緊回去買官賣官，以解決“供血”不足。

　　雖然具體細節尚有待證實，但黃光裕利用牌桌大肆行賄，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三名官員先后“落水”，還有另外一條可能路徑，這條路徑的核心，是鄭少東與黃光裕的同鄉關系。陳紹基是中山人，但這個中山人有一個潮汕籍的“死黨”鄭少東。于是，黃光裕與陳紹基之間的關節，存在通過鄭少東打通的可能性。

　　而王華元與陳紹基之間，工作上有長達8年的交集，在陳紹基卸任省委副書記后，王華元又接任政法系統的主管領導。于是，在黃光裕和王華元之間建立溝通渠道亦不是難事。

　　“慎刑論”聯想

　　陳紹基被“雙規”后，其之前有關“特赦”的言論引發了新一輪的聯想。

　　2008年“兩會”期間，在討論“兩高”報告時，全國政協委員陳紹基個人建議：在國慶60周年時，對罪行較輕的罪犯實行特赦。“這將會對和諧社會的建設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說。

　　雖然陳紹基提此建議時，黃光裕尚未因涉嫌操縱股價罪被調查，但有人還是注意到了其間的關系，特赦言論背后或許隱藏著不足為外人道的邏輯。在當年的“兩會”上，陳紹基還建議縮小死刑的適用范圍。

　　而到了去年12月鄭少東拋出的“慎刑論”，目前看來前后存在一定的邏輯聯系。“慎刑論”的核心觀點，是“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從社會的反應來看，以鄭少東在今年1月19日被證實“雙規”為分野，表現為饒有興味的兩種態度：1月19日之前，網民幾乎一邊倒地指責這一論調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1月19日以后，則又近乎一致地表現出意味深長的恍然大悟：“哦，原來是這樣。”

　　鄭少東說，之所以要對企業高管慎刑，是因為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加上中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經濟犯罪形勢日趨嚴峻，打擊經濟犯罪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任務日益繁重，執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

　　法學專家稱，按照一個正常的邏輯，“經濟犯罪形勢日趨嚴峻”、“打擊經濟犯罪的任務日益繁重”等現實，只能推導出要嚴格執法的結論，而不是要對違法者網開一面。況且，越是金融危機，就越容易暴露問題，一些經濟繁榮時被遮蓋的問題，比如三角債、非法集資、資金鏈斷裂、逃債、拖欠工資等等，全都借著危機從隱性走向顯性。

　　發生這些問題，損失最大的是債權人和職工，也包括要為丟下爛攤子一跑了之的企業高管收拾殘局的政府。所以，無論從出于自保還是他保，政府的合理作為都應是嚴格依法辦事。

　　“慎刑論”招致懷疑的另外一個背景，是公眾對黃光裕在2006年的非法貸款案中蹊蹺脫身的聯想。2006年10月30日，媒體披露“黃光裕兄弟向中國銀行惡意騙貸而正協助調查”的傳聞，涉及資金近十億。當時的情況是，黃光裕胞兄黃俊欽執掌的“新恒基系”資產已被全部查封，銀監會正密切參與摸查“新恒基系”及黃光裕掌控的“鵬潤系”的整體銀行貸款與負債。

　　但到了2007年1月16日，國美電器發布公告稱，公安部針對黃光裕及其間接持有的鵬潤房地產公司的“協助調查已經正式撤銷”。

　　當時主持這項調查的，正是在今年年初已與鄭少東一起被“雙規”的鄭的副手相懷珠。

　　制度的變異

　　有業內人士擔心，如果鄭少東不被識破，依然“潛水”，其大力提倡的“慎刑論”或許真的可以還黃光裕一個自由身。現在“慎刑論”前途未卜，即便實施，也很難在眾目睽睽下施恩于黃光裕了。

　　一位法界專家分析，中國貪官對行賄者的庇護，或有一個“由淺入深”的思路：先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充分利用手中缺乏監督的自由裁量權；在自由裁量權用盡后，就一點一點地侵蝕法律的存在；現在，鄭少東似乎在揭開一個嶄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規制定權，以法律的威力為一個人“開道”。

　　這三種方式的區別，在這位法學專家看來，表現為社會為此支付的成本不斷加大：自由裁量權的不合理適用，侵犯的是合法框架下合理的訴求，但要承擔道德的風險；踐踏法律，侵犯的是法律的尊嚴，但要承擔違法的風險；到了要為違法者修改或制定法律的時候，法律就已經異化為助紂為虐的工具，此時，整個社會就會被這個惡法所挾持。

　　上述專家說，這并非是一個必然的路徑，但一種不受約束的權力往往增加了其發生的可能性。并且，這一過程的演化，總是與貪官所受之利益大小，以及貪官本人的權限密切相關。當一種足夠龐大的利益和一種足夠強大的權力最終媾和時，制度就難免發生變異。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