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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晶晶

　　2007年紐約佳士得春拍預展的時候，特意為一套“宋晚期御制白玉飾一組配紫檀龍云紋雙層蓋盒”，安排了一個獨立的空間展示。這組玉包括長方龍紋邊玉牌、帶扣、鐘、刀幣等。每件玉器設計精巧，并配以詳細說明，讓這個小空間在預展時就顯得格外特別。后來的拍賣，它以183.2萬美元的高價被香港地區古董商拍得，是先前估價的4倍。

　　宋代是玉器收藏的一個標桿。從這個時期開始，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玉器收藏的提倡。北宋時興起一股研究古器物和碑刻的金石學之風，極大地提高了人們鑒賞和收藏古代器物的興趣。因此，古代玉器與三代青銅器一起成為文玩和“古董”。宋代皇帝是當時最大的玉器收藏家。宮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內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屬國、州郡進貢的玉器，是其收藏的主要來源。

　　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九記載，紹興二十年(1150)十月，宋高宗趙構臨幸清河郡王張俊府第，張俊進奉果品、寶器、書畫、匹帛等物，寶器中時作玉44件，古玉17件。皇帝所藏玉器之豐，由此可見一斑。相應，伴隨著收藏同時出現的就是作偽與鑒定。當時陜西咸陽農民段義掘地時得一玉印，古樸華貴。送至京城后由蔡京等官員13人鑒別，在《二十四史》中就有這段記載：“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為。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于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于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后所作明矣。”眾官奏議詳盡，但玉璽的身世仍未肯定。后又請學問家李公麟鑒別：“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絕，此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在這種風氣影響下，文人士族階層亦購買收藏古玉，并對其進行考證研究。北宋學者呂大臨精于文物鑒賞，在宮內兼職監管文物。由他編纂的《考古圖》10卷，收錄皇宮中收藏的銅器210件，玉器14件，這是中國最早收錄玉器的圖書，開中國玉器研究之先河。而宋代龍大淵的《古玉圖譜》為中國最早的古玉專著。

　　說到這組拍出高價的宋代玉器，卻有專家對它的年代提出了另一種說法。“這套玉，并非宋代，而是乾隆為摹古而制。它的玉質特別白，這是和宋代有區別的；形制上過于矯情，少了宋代收斂之美。而且像這種配套成組的玉器幾乎是沒有的，這是人為地為了收藏、為了賞玩而特意去制作的。”

　　清代玉器生產從中葉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嘉慶十八年(1813)進入了鼎盛時期。乾隆皇帝愛玉成癖，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致力于玉器生產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豐。乾隆尤其喜愛“三代”古玉，親自組織收集，并鑒別定級，對其中佳品題詩詠贊，并命玉工將詩鐫刻在該件玉器上。在乾隆御題的約800首詠玉詩中，有60多首是詠周或漢代玉璧的。乾隆還命宮廷造辦處玉作仿制古玉，有的刻“乾隆年制”或“乾隆仿古”款識，有的則刻假款。據養心殿造辦處記載，他于乾隆八年(1743)一月二十七日命造辦處按《考古圖》所載玉辟邪二件、玉馬一件、玄玉驄一件、琥一件、仙人一件之尺寸各仿做一件；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里懷刻“十三”，在木座上面刻隸字“宣和玉玩”，底面刻篆字“伯時珍藏”。

　　“事實上，在拍賣之前，大家對它的年代都心知肚明，就是乾隆時期的。它能高價成交，在于它有好的遞藏。”

　　這套玉器來自靠制造飛機零件發家的芝加哥富豪斯蒂芬•君尼庫克三世(Stephen Junkumc Ⅲ)的私人珍藏。斯蒂芬•君尼庫克家族最早只是在芝加哥附近的小鎮上開了間小商鋪，以賣自動螺桿機為主。生意逐漸做起來后，斯蒂芬•君尼庫克二世在1918年成立了GMMCO公司，擁有了自己的生產車間，業務也發展到了金屬箱與五金器具沖壓件的生產領域。“二戰”爆發后，公司轉向軍用物資生產，尤其是各種飛機零部件的生產，像B-29轟炸機上用的水冷閥門。此外，也替福特汽車廠生產配件。斯蒂芬•君尼庫克三世收藏中國藝術品，就始于“二戰”前后，這時期的美國市場上，涌現出大量來自中國的藝術品。這些文物在1900年左右流向海外，辛亥革命后進入規模化。這一次的流出與以前通過貿易流入海外的文物，本質上是不同的。近代以前的流出，幾乎皆為傳世的民窯，而且只限于實用品。而在辛亥革命后流出的這些，才是中國文物中的主流。這就是構成今日中國美術史常說的三代青銅器、漢唐明器、歷代官窯、西域美術、北朝至唐代佛教美術、古玉和印璽……這些文物讓歐美藏家逐漸走向收藏中國文物的規模化和系統化。斯蒂芬•君尼庫克三世在這一時期，收藏了大量中國玉器、高古石雕佛像以及宋元時期名家的書畫作品。當時能夠有實力收藏中國藝術品的全是美國一流的富豪。像同時期的美國女首富桃樂茜•艾姆赫斯特(Dorothy Elmhirst)、洛克菲勒家族等。因此，當他們的藏品進入今天的拍賣市場時，都會以高成交價作為對藏家和藏品的認可。

　　僅從斯蒂芬•君尼庫克三世的收藏品拍賣就能看出：2004年，一個南宋哥窯瓷碗，被專門搜集宋代瓷器的富田雅孝(Masataka Tomita)以146萬美元的高價購得；2006年美國紐約佳士得秋拍，王蒙的《清渰垂釣圖》以169.6萬美元(約合1370萬人民幣)成交，創下了王蒙作品拍賣的新紀錄。同一時間，一件觚口有殘后用金飾修補過的西漢“青玉嵌金銀觚”，以85.6萬美元賣出。2007年，一件唐代龍門“石灰巖佛頭”又以71.2萬美元成交……

　　“除了它的來源好，也是趕上了乾隆玉器收藏的一個高峰期。”此前的那位專家認為，“如果這套玉器是宋晚期的，其價格也并不一定會高于這次的成交價。從2006年開始，一些新人加入拍賣市場，這些外行人完全不看藝術品的文化價值，上來就只提材料，提玉質。乾隆時期的玉器，恰好迎合了玉器收藏初級市場的需求，價格也就由此飛漲。去年拍過一套盒裝乾隆御制翡翠和田玉扳指(共計7枚)，4736萬港元成交，創下了玉扳指的拍賣市場最高價。此件拍品在10年之前，價格是497萬港元，10年間升值近9倍。”

　　一位美國的玉器商告訴記者：“在很多歐美的藝術品拍賣會上，一些中國買家出價比歐美收藏家高30%，這些中國買家完全是不惜血本。中國買家大部分已經或正在擁有大量財富，他們希望通過收藏藝術品來體現其社會地位。但是，他們的表現有時還顯得不夠成熟和專業，比如藝術鑒賞力不高，收藏方向不夠專一等。”

　　一般而言，一流的藏家也是頂級富豪，而現在中國，頂級富豪卻并非一流的藏家。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