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父親茅盾的沉默歲月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韋韜

　　茅盾自1916年8月跨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大門，在中國文壇馳騁65年。他不僅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新文學運動的歷史。

　　茅盾唯一的兒子韋韜，被他稱為“大半生活中始終在我身邊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對社會上許多人對茅盾回憶錄只寫到1949年的遺憾，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將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實情況奉獻給讀者。同時，也讓大家了解，爸爸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和心態。

　　山雨欲來

　　1949年2月，爸爸來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總理動員爸爸出任文化部長，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辭。后來，毛主席又親自找爸爸談話，并答應為他找一個得力的助手，爸爸這才答應，而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還有一個大我兩歲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醫療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聞戰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軍事學院工作，1958年調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軍事學院，妻子陳小曼也復員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以后的歲月中，我們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邊。

　　“文革”前夕，國內的政治形勢已經很緊張。元旦時，我們帶著兩個孩子到爸爸媽媽家過節。媽媽把我叫到一邊，悄悄地說：“你知道嗎，不讓你爸爸當文化部長了！”

　　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們就聽說毛主席對文藝工作有兩個批示，指責文聯各協會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那時，我們已經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正向文藝界襲來，爸爸作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長“罪責難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爸爸從文化部離任后，報刊上就開始了對“中間人物論”的批判，對象是作協常務書記邵荃麟。“中間人物論”是邵荃麟1962年8月在大連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表的觀點，爸爸參加了那次會議，還發了言，邵荃麟的觀點其實就是爸爸的觀點。

　　當報紙開始批判邵荃麟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問：“中間人物論”究竟是誰最早提出來的？誰是發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還有后臺沒有揪出來。

　　不久，我們又聽說電影《林家鋪子》被作為毒草批判，這部電影是夏衍根據爸爸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報刊上的批判文章開始涌現，雖然批判的對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沖著爸爸來的。

　　我們周末去看望爸爸，見到他仍像往日那樣，平靜地躺在床上看書，看不出有什么情緒上的變化，好像這些事從未發生過。我們心里納悶，只好悄悄地問媽媽。媽媽顯得憂心忡忡，小聲說：“我覺得大禍要臨頭了，可是你爸爸不讓我亂說，他說他還要觀察。”

　　爸爸的確很沉得住氣，一切照舊——宴會、看戲等外事應酬照樣參加，每周一次的政協國際問題座談會也照去不誤。他像一塊礁石堅強地面對一切，知道自己應該相信什么、堅持什么。

　　遭受最沉重打擊

　　媽媽的身體一向不錯，但在20世紀50年代時患了高血壓，后來又誘發了糖尿病。“文革”開始后的種種遭遇，像一塊巨石壓在她心頭。1969年爸爸莫名其妙地“靠邊站”，她的神經再也支持不住，身體突然垮了。

　　1970年1月，媽媽因腎炎被誤診，未得到有效治療，不幸逝世，這是爸爸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擊。因為過度悲痛，爸爸高燒40攝氏度，口吐囈語，時時驚厥，身體異常虛弱。雖然最終轉危為安，但這卻是爸爸病史中最危險的一次。

　　媽媽的離去讓家里驟然了無生氣。爸爸的睡眠開始變得越來越困難，安眠藥越服越多，不僅加大了劑量，而且增加了品種，最多時一夜需服藥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藥。有時，爸爸甚至整個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蹣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藥，藥性還沒過去。爸爸還有氣喘病，每次爬樓都要歇一兩次，再加上頭暈腿軟，有一次險些從樓上摔下來。

　　到了晚年，爸爸身體不好，不能多走動，寫作一般就在床邊的桌前。因為肺氣腫引起的氣喘日益加劇，他每次寫作不能超過兩個小時。我們曾勸他到外地療養，可爸爸總說：“不行，寫回憶錄不能停，這一大堆的資料要隨時查閱，總不能都帶走吧，等我寫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爸爸仍然堅持看書、看報。原本他是靠兩大本內部《參考資料》了解國際大事，“靠邊站”之后，《參考資料》停送了，這讓爸爸大為苦惱。后來，我把自己訂的一份《參考消息》轉給了爸爸，才得到一些彌補。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爸爸病重住進了醫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牽掛的依然是祖國的文化事業。當時，有一個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的議案送到爸爸那里征求意見，爸爸得到啟發。他對我說：“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媽媽向來節儉，我也不會花錢，稿費一直存在銀行里，現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萬吧。”“這筆錢我想用來設立一個文學獎。……這幾年，短篇小說有了長足的進展，長篇小說還不夠繁榮，我自己是寫長篇小說為主的，就捐款設立個長篇小說獎吧。”

　　爸爸靠在床上，艱難地寫了起來。但是，他的手已不聽指揮，寫的字歪歪扭扭，無法辨認。于是，他口述，我記錄，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耀。

　　接著，爸爸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

　　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25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

　　他叮囑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將來再送。”我明白，爸爸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還是為了堅持他那個原則——不愿接受過多的榮譽。1981年3月27日，爸爸陷入昏迷，呼吸困難，經搶救無效去世。

　　爸爸逝世后，我把他給黨中央的遺書交給了趕來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同志。第二天，又把爸爸給中國作協書記處的遺書及捐獻的25萬元存折，交給了作家協會秘書長。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爸爸中國共產黨黨籍。這或許是對這位老人65年文學生涯的最好肯定。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