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王石：我的靈魂還在徘徊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曹可臻

　　讓王石悲觀的是，中國社會上千年來都是集權制的封建農業社會，沒有平等、契約的概念，沒有商業傳統的根基和傳承

　　從“給面子”參加到現在，王石已成為阿拉善生態協會(中國近百名知名企業家出資成立的公益性質環保機構)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理事們一致認為他是協會成立五年來變化最明顯的一個。而王石的這種變化，昭示了中國企業家階層正在發生的轉變。

　　“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宿命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對王石影響深刻。他從新教倫理中找到了西方企業家的精神源泉。在《徘徊的靈魂》中，王石寫道：“新教理論強調通過世俗工作的成功來榮耀上帝，以獲得救贖。”這一主張讓功力具有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業家一種共同的精神——“建立在經濟合理主義基礎上勇于挑戰一切風險、把握一切機會的創業精神”。這種精神正是西方企業家不斷發展壯大的內在驅動力。

　　然而在追尋中國企業家的精神源泉時，王石卻失望了。他說，從商業傳承上來看，站在宿命的立場上，他是個悲觀主義者。

　　讓他悲觀的是，中國社會上千年來都是集權制的封建農業社會，沒有平等、契約的概念，沒有商業傳統的根基和傳承。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幫——晉商、徽商，甚至陜西商人，無不帶有強烈的封建色彩——衣附官場、霸占資源、倒買倒賣。

　　費正清將這種現象形象地描述為：中國商人的傳統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武克鋼和吳思將之稱為“官本位”。

　　以明清時期的晉商為例，明初晉商因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糧而崛起，如清后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末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餉等以票號而執金融界牛耳。可以說，他們始終靠結托政權，憑借政府賦予的種種特權或好處興盛。

　　這一傳統的路徑依賴使得許多中國商人在憑勤勞精明發家致富后，不再熱衷于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率，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是將更多的精力花費在官場奉迎，捐納功名，進行各種方式的政治投資。很多商人往往因此財運亨通，富甲天下。

　　但正是由于這種不正常的“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的“官商合謀”的經營方式，不可避免地削減了中國商業的發展潛力和動力。“一朝官府一朝商”成為中國商人的宿命。

　　“官本位”文化傳統下，商人成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獨有的文化、精神無法形成，更無以傳承。在中國的歷史上，商人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有自己價值主張的獨立階層。

　　決裂，是一個人的戰斗

　　改革開放初期，王石倒賣玉米飼料。在找車皮的一次經歷中，他悟出一個道理：在商業社會，金錢買不來尊重和榮譽。從此他定下了自己經營企業的底線——不行賄。

　　他不僅“不行賄”，而且“不追求暴利”，“做規范不做權謀”。但習慣于“官本位”文化的人們并不相信王石能夠“獨善其身”。在他們眼里，王石只是在做秀。與傳統商業路徑決裂，更多的是王石“一個人的戰斗”。

　　2005年對王石來說是一個轉折。他在無錫游覽了榮德生與1912年修建的梅園。榮德生對先進技術、專業人才的重視，對“誠信為本，品牌為先”的推崇，以及在“為天下布芳馨”信念的指引下，對無錫的城市規劃和發展做出的貢獻，都令王石激動。

　　民國時期涌現的一批實業、能力、眼界和胸襟都堪稱非凡的企業家“榮德生、張謇、盧作孚、穆藕初……他們在亂世挑戰風險、把握機會的創業精神，以及通過實業振興國家、喚醒同胞、追求自治的公共精神，燃起了王石心中的希望。他看到了企業家承擔社會責任，塑造公共精神的路徑與可能。

　　2005年末為保護白頭葉猴發起的南極極點探險，被王石當成是一個結束和一個開始的結合點。結束的是“7+2”探險活動，看是的是正式的公益事業。接受采訪時他曾說：“對企業家來說，什么叫成功？不僅是你個人做得很好，你還有對社會的其他一些利益相關者承擔你的職責。這是因為你掌握了資源，你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企業家塑造公共精神的路徑

　　其實，仔細追溯起來，王石的這種轉變從2004年介入阿拉善生態協會時就開始了。

　　王石是被王曉光拉入協會的。一開始他只是抱著幫忙站臺的心態，但第一次理事大會上“亂糟糟”的民主程序改變了他的態度：“我發現這個組織其實是很民主的，其中每個人都有一票，只有履行民主程序才能運行下去，也只有適當地妥協，放下每個人心中的‘老大觀念’才能求取共識。”

　　協會的行為理念和運行模式引起了他的興趣。王石開始積極參與到阿拉善的公益活動中，他說：“這不僅僅是治療沙漠，也是治療自己心靈的荒漠。”他意識到“公益不是義務，而是權利和精神”。

　　2007年7月28日，王石高票當選協會的第二任會長。但很快，他便發現：“會長就是個受氣包。”

　　由于每個會員都是企業家，都很有能力，有捐了一樣的錢，誰都覺得自己了不起，覺得自己的主意最好，而大家都是平等的一票，怎么協調？王石的辦法是：淡化自己，把自己的意見掩埋起來，同時建立規則。

　　當武克剛質疑秘書長人選，拍桌子大罵時，他攥著拳頭，保持沉默。當任志強、武克剛質疑馮侖為馬蔚華拉票的合理性是，他用規則來引導大家。劉曉光對他的評價頗具代表性：“過去他獨斷專行，現在變得民主；過去他有很多原則，現在學會了妥協。”

　　然而對于王石來說，“學會妥協”只是一種“形象化”的表達方法，實際上他尋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他說：“就阿拉善的組織形式來講，他的溝通成本很高。他是由一百個平等的企業家組成的組織，因為企業家群體本身的一些性格特點，比如氣盛、有能力等，協調起來非常困難。多以當所有企業家都表現自己的正確，顯示強勢時，作為會長，反而就不能表現強勢了。”

　　在這里，王石不僅延續著他對“官本位”的警惕，而且參與著一種企業家們在公共領域內所應遵循的價值和傳統的創造，推動著企業家公共精神的塑造。

　　2007年就任第二任會長時，王石明確表態自己要“蕭規曹隨”。有人反駁他：“那還有你干嗎？”王石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中國很多的事情都是后任否定前任。把原來的推翻，自己再做一套，我覺得這個習慣相當不好。如果你不尊重前人，你的后人也不會尊重你。我非常清楚，協會確定的事情，方向只要是對的，我就會繼續去做。”

　　對一種正在形成的傳統，尊重比顛覆更重要。“中國不斷創新，不斷否定。我想強調的是對過去的尊重，對歷史的尊重，對人的尊重。”

　　2009年王石作為第二任會長的任期已滿，不少會員希望他能夠連任。王石委婉拒絕了，因為在他任期內已定下了制度——會長任期兩年，不得連任。

　　事實上，在王石任期內，阿拉善協會的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被當成了中國NGO(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制度建設的范本。王石說：“制度建立了，邏輯清楚了，王石當不當會長都可以，只恰好就是我的成功。”

　　卸任后的王石，擔任阿拉善生態協會的會員發展委員會的主席，將會員發展目標從150人提升為200人。他說，阿拉善是企業加企業家如何做NGO的孵化器，它將孵化出一批企業基金和企業家基金。

　　2009年12月15日，在中國企業家論壇北大光華CEO研討會上，王石對在座的企業家說：“我的靈魂還在徘徊。”

　　或許王石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推動這一群人的革命，中國企業家階層的精神領域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