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韋迪前傳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李佳蔚

　　在成為足協(xié)掌門兩個月后，韋迪拋出了國奧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稱為“韋舉國”，自上任以來積攢起來的好名聲“毀于一旦”。

　　“如果我不觸動任何現(xiàn)有的格局，我獲得的罵聲會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會挨罵。”韋迪說。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沒有40年前那個夏天的選擇，這些來源于中國足球的關注、喜悅、批評甚至謾罵，都將和韋迪無關。

　　父親拍板成為體育教師

　　1970年的夏天，16歲的韋迪從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一中畢業(yè)了。韋迪的學生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他的前一屆和后一屆都上山下鄉(xiāng)了，唯獨他這一屆沒有。當時中國的人口正處于迅速增長期，學生多，老師卻少得可憐。16歲的韋迪與同年級的部分同學都得到了留校的機會。

　　在那個夏天，韋迪面對著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選擇：做一名數(shù)學老師、物理老師，或者一名體育老師。

　　最終，父親幫他拿了主意——去搞體育。韋父是當時全市有名的數(shù)學老師。父親的理由很簡單，“文革”中絕大多數(shù)老師都挨了整，但是體育老師卻沒有一個受沖擊。

　　體育教研組的兩個組長改變了韋迪普通體育老師的生活。兩人一個是吉林體操隊轉業(yè)下來的專業(yè)教練，一個是哈爾濱體院的畢業(yè)生。出于對韋迪的喜愛，兩個領導將自己學過的體育專業(yè)書籍借給他看，課余的時候還教韋迪多種運動的基本要領。

　　“兩個領導讓我大開眼界，在外人看來，我學了很多對于一個體育教師來說看起來沒有什么用的專業(yè)體育知識，但是自己覺得受益很大。”韋迪說。

　　韋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為一項政策的改變而具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性。1973年，鄧小平提出個別專業(yè)可以通過考試錄取，體育、音樂和美術可以通過考試入學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確提出要貫徹‘階級路線’，只能走工農(nóng)兵推薦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沒有機會的。”韋迪說。

　　1974年2月，韋迪考入了哈爾濱師范學院體育系。韋迪坦言自己的體育成績一般，脫穎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觸了專業(yè)體育知識”，而這正來自體育教研組那兩位領導的幫助。

　　1976年，即將畢業(yè)的韋迪成為能夠留校的8人中的一員。只不過這一次，一項名為“三來三去”的政策讓他未能如愿。

　　“廠來廠去，村來村去，哪來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這樣，22歲的韋迪再次回到母校。

　　命運沒有讓韋迪等太久。1979年，韋迪再一次踩上了幸運的步點。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政”

　　1977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中斷的培養(yǎng)研究生的工作從此開始恢復。

　　在1979年研究生考試的成功者中，有25歲的韋迪。他進入沈陽體育學院，成為體育教學理論與方法專業(yè)的一名研究生。

　　在讀研究生的日子里，讓韋迪難忘的是一個長他14歲的老學兄。韋迪對其充滿感激，“他幫我補完了原來的課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課程相當于沒有學過。”

　　1983年4月，韋迪拿到教育學碩士學位。再一次順利留校的韋迪沒有想到，他和學校的命運會在一個月之后發(fā)生“驚天巨變”。

　　5月5日，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侯鵬的茶葉盒里出現(xiàn)了白色粉末，后經(jīng)鑒定，是一種烈性毒物。

　　整個學校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當天，一起轟動國際的劫機案發(fā)生了。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汽車計劃員卓長仁和沈陽體育學院保衛(wèi)處的安偉建、姜洪軍等人劫持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他們劫機用的武器正來自沈陽體育學院保衛(wèi)處。

　　韋迪回憶說，“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打破了原來沈陽體育學院論資排輩的秩序，上級選派了兩個新領導來主持體院的工作，新的領導帶來了全新的用人觀念。”

　　“5•5劫機案”當年，韋迪就被任命為體育系副主任，后又擔任運動系籌備組負責人、運動系主任，成為一名雙肩挑干部。

　　“坦白地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政，業(yè)務上我是喜歡的，服從組織命令是我們這代人的習慣。”韋迪說。

　　1985年，韋迪通過考試，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為期一年。韋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學，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主修體育管理。

　　1986年9月，時間一到，韋迪立即回國，“沒有一點留戀日本的情結”。

　　最年輕的校長

　　1988年，留學歸來兩年之后，韋迪就出任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1990年任代院長兼黨委副書記。

　　1991年，時任體院院長的楊俊卿離退，繼任者成為焦點。當國家體委任命37歲的韋迪為沈陽體院新任院長的文件下達時，曾經(jīng)在全國體育系統(tǒng)內引發(fā)不小的轟動。因為韋迪成為體育系統(tǒng)內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國家體委直屬六大院校最年輕的校長。

　　韋迪的仕途人生從此正式開始。

　　升任院長不久的韋迪，又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機會——國家要求院校辦出特色。

　　韋迪為沈陽體育學院選擇的是冰雪項目。“我們地處東北，有自然條件，要為國家的競技體育做出貢獻。”

　　讀研究生使他擁有了豐富的專業(yè)知識和訓練理念，出國留學的經(jīng)歷又給了他先進的管理方法。第八屆冬運會，沈陽體育學院在總共才有70多個運動員的情況下，取得了金牌總數(shù)與八一隊并列第一的成績。

　　沈陽體育學院萬懷玉教授曾經(jīng)與韋迪共事過很長一段時間，“韋迪這個人，是學者型的領導，我對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別開闊，敢于創(chuàng)新。”

　　“不知天高地厚”

　　1997年3月，韋迪離開沈陽體育學院，來到北京，出任國家體育總局舉重競技中心主任。

　　離開沈陽的時候，韋迪心中充滿抱負，“從一個局部工作到面對全國，這是歷史給我提供的一個可能。”

　　在他率隊出征的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占旭剛一舉奪魁，成為迄今為止中國男子舉重史上唯一衛(wèi)冕成功的奧運冠軍。同時，中國女子舉重隊更是包攬所有金牌，成為舉重界“夢之隊”。

　　2001年3月，韋迪被調任至國家體育總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來之后，韋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時間跑去新華書店，買了三本水上項目教練員的崗位培訓教材。

　　2002年，韋迪就在體育總局內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奧運會上實現(xiàn)金牌零的突破”，這個目標“基本上沒人信”，韋迪也被人笑稱“不知天高地厚”。

　　韋迪有著自己的見解，“從沈陽體院到重競技中心，我從來都沒有犯過決策上的錯誤，這讓我非常自信。我選擇的不是不著邊際的目標，是翹翹腳、努努力就能夠達到的，我的手里已經(jīng)有了三到四個沖金點。”

　　后來，“基本沒人信”的目標成為現(xiàn)實。2004年雅典奧運會，孟關良和楊文軍為中國水上項目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2008年北京奧運會，水上項目更是豪奪3塊金牌。

　　對于2012年倫敦奧運會，韋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標：奪取6金，金牌獎牌全面超越北京奧運會。

　　只不過，在接到那個電話之后，他便沒有機會再去證明自己了。

　　臨危受命

　　2010年1月19日早上一上班，韋迪就接到了一個電話：國家體育總局劉鵬局長要見他。劉鵬見到韋迪的第一句話是“中國足球面對困難了”。

　　彼時，中國足協(xié)副主席南勇、楊一民被警方帶走，協(xié)助調查。中國足球因賭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韋迪早就知道足球圈內不干凈。來到體育總局之后，他知道了這潭渾水的力量。但當劉鵬征求韋迪意見時，韋迪還是當場答應蹚這潭渾水。他有著自己的理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下，我沒有理由對組織說不。”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罵聲中離開。”韋迪說。

　　(摘自《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