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韋迪前傳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李佳蔚

　　在成為足協掌門兩個月后，韋迪拋出了國奧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稱為“韋舉國”，自上任以來積攢起來的好名聲“毀于一旦”。

　　“如果我不觸動任何現有的格局，我獲得的罵聲會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會挨罵。”韋迪說。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沒有40年前那個夏天的選擇，這些來源于中國足球的關注、喜悅、批評甚至謾罵，都將和韋迪無關。

　　父親拍板成為體育教師

　　1970年的夏天，16歲的韋迪從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一中畢業了。韋迪的學生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他的前一屆和后一屆都上山下鄉了，唯獨他這一屆沒有。當時中國的人口正處于迅速增長期，學生多，老師卻少得可憐。16歲的韋迪與同年級的部分同學都得到了留校的機會。

　　在那個夏天，韋迪面對著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選擇：做一名數學老師、物理老師，或者一名體育老師。

　　最終，父親幫他拿了主意——去搞體育。韋父是當時全市有名的數學老師。父親的理由很簡單，“文革”中絕大多數老師都挨了整，但是體育老師卻沒有一個受沖擊。

　　體育教研組的兩個組長改變了韋迪普通體育老師的生活。兩人一個是吉林體操隊轉業下來的專業教練，一個是哈爾濱體院的畢業生。出于對韋迪的喜愛，兩個領導將自己學過的體育專業書籍借給他看，課余的時候還教韋迪多種運動的基本要領。

　　“兩個領導讓我大開眼界，在外人看來，我學了很多對于一個體育教師來說看起來沒有什么用的專業體育知識，但是自己覺得受益很大。”韋迪說。

　　韋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為一項政策的改變而具有了實現的可能性。1973年，鄧小平提出個別專業可以通過考試錄取，體育、音樂和美術可以通過考試入學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確提出要貫徹‘階級路線’，只能走工農兵推薦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沒有機會的。”韋迪說。

　　1974年2月，韋迪考入了哈爾濱師范學院體育系。韋迪坦言自己的體育成績一般，脫穎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觸了專業體育知識”，而這正來自體育教研組那兩位領導的幫助。

　　1976年，即將畢業的韋迪成為能夠留校的8人中的一員。只不過這一次，一項名為“三來三去”的政策讓他未能如愿。

　　“廠來廠去，村來村去，哪來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這樣，22歲的韋迪再次回到母校。

　　命運沒有讓韋迪等太久。1979年，韋迪再一次踩上了幸運的步點。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政”

　　1977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中斷的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從此開始恢復。

　　在1979年研究生考試的成功者中，有25歲的韋迪。他進入沈陽體育學院，成為體育教學理論與方法專業的一名研究生。

　　在讀研究生的日子里，讓韋迪難忘的是一個長他14歲的老學兄。韋迪對其充滿感激，“他幫我補完了原來的課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課程相當于沒有學過。”

　　1983年4月，韋迪拿到教育學碩士學位。再一次順利留校的韋迪沒有想到，他和學校的命運會在一個月之后發生“驚天巨變”。

　　5月5日，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侯鵬的茶葉盒里出現了白色粉末，后經鑒定，是一種烈性毒物。

　　整個學校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當天，一起轟動國際的劫機案發生了。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汽車計劃員卓長仁和沈陽體育學院保衛處的安偉建、姜洪軍等人劫持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他們劫機用的武器正來自沈陽體育學院保衛處。

　　韋迪回憶說，“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打破了原來沈陽體育學院論資排輩的秩序，上級選派了兩個新領導來主持體院的工作，新的領導帶來了全新的用人觀念。”

　　“5•5劫機案”當年，韋迪就被任命為體育系副主任，后又擔任運動系籌備組負責人、運動系主任，成為一名雙肩挑干部。

　　“坦白地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政，業務上我是喜歡的，服從組織命令是我們這代人的習慣。”韋迪說。

　　1985年，韋迪通過考試，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為期一年。韋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學，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主修體育管理。

　　1986年9月，時間一到，韋迪立即回國，“沒有一點留戀日本的情結”。

　　最年輕的校長

　　1988年，留學歸來兩年之后，韋迪就出任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1990年任代院長兼黨委副書記。

　　1991年，時任體院院長的楊俊卿離退，繼任者成為焦點。當國家體委任命37歲的韋迪為沈陽體院新任院長的文件下達時，曾經在全國體育系統內引發不小的轟動。因為韋迪成為體育系統內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國家體委直屬六大院校最年輕的校長。

　　韋迪的仕途人生從此正式開始。

　　升任院長不久的韋迪，又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機會——國家要求院校辦出特色。

　　韋迪為沈陽體育學院選擇的是冰雪項目。“我們地處東北，有自然條件，要為國家的競技體育做出貢獻。”

　　讀研究生使他擁有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訓練理念，出國留學的經歷又給了他先進的管理方法。第八屆冬運會，沈陽體育學院在總共才有70多個運動員的情況下，取得了金牌總數與八一隊并列第一的成績。

　　沈陽體育學院萬懷玉教授曾經與韋迪共事過很長一段時間，“韋迪這個人，是學者型的領導，我對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別開闊，敢于創新。”

　　“不知天高地厚”

　　1997年3月，韋迪離開沈陽體育學院，來到北京，出任國家體育總局舉重競技中心主任。

　　離開沈陽的時候，韋迪心中充滿抱負，“從一個局部工作到面對全國，這是歷史給我提供的一個可能。”

　　在他率隊出征的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占旭剛一舉奪魁，成為迄今為止中國男子舉重史上唯一衛冕成功的奧運冠軍。同時，中國女子舉重隊更是包攬所有金牌，成為舉重界“夢之隊”。

　　2001年3月，韋迪被調任至國家體育總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來之后，韋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時間跑去新華書店，買了三本水上項目教練員的崗位培訓教材。

　　2002年，韋迪就在體育總局內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奧運會上實現金牌零的突破”，這個目標“基本上沒人信”，韋迪也被人笑稱“不知天高地厚”。

　　韋迪有著自己的見解，“從沈陽體院到重競技中心，我從來都沒有犯過決策上的錯誤，這讓我非常自信。我選擇的不是不著邊際的目標，是翹翹腳、努努力就能夠達到的，我的手里已經有了三到四個沖金點。”

　　后來，“基本沒人信”的目標成為現實。2004年雅典奧運會，孟關良和楊文軍為中國水上項目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2008年北京奧運會，水上項目更是豪奪3塊金牌。

　　對于2012年倫敦奧運會，韋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標：奪取6金，金牌獎牌全面超越北京奧運會。

　　只不過，在接到那個電話之后，他便沒有機會再去證明自己了。

　　臨危受命

　　2010年1月19日早上一上班，韋迪就接到了一個電話：國家體育總局劉鵬局長要見他。劉鵬見到韋迪的第一句話是“中國足球面對困難了”。

　　彼時，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中國足球因賭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韋迪早就知道足球圈內不干凈。來到體育總局之后，他知道了這潭渾水的力量。但當劉鵬征求韋迪意見時，韋迪還是當場答應蹚這潭渾水。他有著自己的理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下，我沒有理由對組織說不。”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罵聲中離開。”韋迪說。

　　(摘自《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