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外公的傳聞

　　所謂外公“難得會見外國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后并非虛言。從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個月里，他只在公開場合中出現并被報道過4次。因此，一段時間內外國新聞界盛傳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說———毛澤東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現在，美方心中的那塊“石頭”終于落地了！毛澤東主席不但同意會見尼克松總統，而且極不尋常地把時間定在總統到達機場后3小時之內，這是極其罕見的禮遇。

　　外公會見外賓的時間以及會見時間的長短，反映出對會見的重視程度，國際關系專家基辛格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有理由為美國而高興，盡管總理提出只會見15分鐘。

　　中方主隨客便

　　得知外公即將會見總統，根據美方提議，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慣例，主隨客便。

　　必須提到的是：美國國務卿羅杰斯以及隨同來華的國務院諸公因此失落并且憤怒過好一陣子。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見，美國外交最高長官居然沒有參加，連記錄人員都沒派去一個。尼克松、基辛格與國務院的矛盾積聚已久，后來在杭州圍繞中美《聯合公報》定稿的時候爆發。

　　不過，老謀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輕易在中國總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實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個小滑頭。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說：

　　“我決定裝作冷淡一點，便問周恩來，在當晚的宴會上他準備念講話稿呢還是作即席發言。他表示將念稿。我又問他，我們講話稿的語氣應該溫和一些呢還是強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語調相配合……”

　　隨即，他趕忙通知尼克松。據說尼克松當時正準備洗個熱水澡。很快，美國客人就動身了。

　　通向紅墻之路

　　20世紀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車輛稀少，大路寬闊，從釣魚臺國賓館到中南海游泳池，勻速行駛只需十幾分鐘。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來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們兩人分別來到這里的總和達十幾次之多。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這第一次。

　　對于通往外公住處的路徑，尼克松后來再沒提及，基辛格則寫得十分詳細，這大概與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見到外公有關。

　　基辛格將中南海西門稱為接近外公住處的“一個紅色的大門”。他還提到門前是東西走向的寬闊大街，其實此街應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說“這條街是拆掉舊城墻而修建的”，這也不對，府右街至今還留有明清兩代皇城城墻的許多遺跡。所謂拆掉城墻后修建的街，應指北京今天的二環路地鐵沿線。

　　總統丟了

　　在外公住處中南海游泳池門口，總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領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書房走去。在大門口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的是汪東興和張耀祠，也就是1970年在此迎接斯諾的“兩位將軍”。

　　據汪東興回憶：按照慣例，外賓的警衛人員不能進入外公住處。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衛去懷仁堂休息。該警衛在此無法與仍在釣魚臺的美方警衛主管取得聯系，尼克松去往何處，一時間成了空白。美國總統警衛主管如雷轟頂，并因此向中方訴苦，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處與豐澤園不同，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賓的車可以一直開到門口。客人下車后直接進入室內，無須像豐澤園時代在古老的院門前下車，在露天下走路進院。在外公晚年會見外賓的新聞紀錄片中，紅旗車開進門廊的鏡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書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隨海容先是走入一間小會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這里)，再穿過一間乒乓球室———基辛格將其稱為“過道”。他還記住了擺在那里的一張乒乓球桌，至少在兩次來訪時都看到過它。球室空蕩蕩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其實，上一場球賽已舉行完畢。中美兩國以地球為球室，太平洋為球桌，以東西方政治智慧為球拍，穿梭聯絡人為乒乓球，比賽成績是雙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開乒乓球室的門，對面就是外公的書房。

　　外公的書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諾的文章作為訪華人員的必讀材料，他們自己也都讀過，因此，對于“毛酷愛讀書”這一點并不陌生。盡管如此，走進外公的書房時，基辛格還是發出了感慨。對美國人而言，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墻邊的書架上、書桌上擺滿了古書。基辛格曾描述過：“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這次來訪，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書房會見國賓。1959年10月人民大會堂建成之前，外公會見外賓多在中南海豐澤園頤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會見外賓多在中南海游泳池書房。該年10月和11月，外公強打精神，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總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會見尼克松20天前，病體未愈的外公改在書房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此后，他再沒能到人民大會堂會見過外賓。

　　基辛格對外公書房觀察很是細致，他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幾，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幾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從外公的書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戶都藏在厚厚的大紅窗簾之后，書房頂部裝有日光燈，沙發旁邊還有落地燈。在基辛格看來：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間內的陳設就和屋子的外觀一樣，簡單樸素。

　　總理陪同客人進入書房，坐在沙發上等候的外公被攙扶著站了起來。外公的身體已不容許自己走到門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兩個“魔鬼”見面

　　1971年10月8日，外公在會見塞拉西時，曾不無調侃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魔鬼與資本主義魔鬼見面，到底好不好呢？”現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領袖與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領袖在同一間房子里見面了。他們彼此端詳著對方。尼克松回憶道：“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他表示他所應得的尊敬。他伸出手來，我也伸過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里大概沒有寫進去。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盡管他說話有些困難，他的思維仍然像閃電一樣敏捷。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

　　【轉載于《新聞午報》；原文出自《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孔東梅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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