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盯“不安分”尖子生

　　美國高考緊盯的對象，不僅是我們國家教育體制下的“尖子生”，還是綜合素質全面的通才。

　　王凱是那種非美國名校不讀的學生。

　　這個影響主要是來自擁有美國國籍和美國一所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的父親，“中國的本科教育其實比美國的更好，所以如果進不了美國的名校讀本科，還不如在國內讀。”王凱對美國名校的向往在新東方SAT強化班中很有代表性。事實上，這些學生在同齡人中也確實出類拔萃。

　　他們大多來自大城市的重點中學的實驗班，如北京的考生就大多來自北京四中、人大附中、101中學、北師大附中等重點中學，成績優秀，成長過程中有出國的經歷，參加過各種知識競賽，做過社工，英語出眾，甚至自己搞過小發明等等。

　　簡單說，他們不僅是我們國家教育體制下的“尖子生”，還是綜合素質全面的通才。“我高一去了趟澳大利亞，導游給我們介紹澳洲人的思維方式，我特別喜歡，就是很直接。”來自北京市第一批示范高中數學實驗班的王佳說。

　　“不安分”是這些尖子生的共性，他們普遍英語基礎較好，學習自主，不愿受國內高考體制的束縛，“對他們而言，考上清華、北大這樣的名牌大學只是一個底線。”上海新東方學校國外考試部主任王文山說，“這些學生都是國外一流大學極其渴望的生源。”今年3月，接連收到麻省理工、賓夕法尼亞等美國9所大學錄取的沈陽女孩王夏娃，更是從4歲半就開始學鋼琴，6歲開始學跳舞，喜歡打網球、臺球、游泳，參加過學校的籃球隊、全國定向越野錦標賽。

　　她還是學校發明學會的會長，在學校期間，她的兩個小發明——公用凈鞋器和感應式自動開閉衛生門曾獲得全國發明展覽會銀牌和遼寧省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

　　并非“貴族”要求

　　參加美國高考的并不都是一些“貴族”，他們往往指望贏取高額的獎學金，來支付昂貴的學費。這些學生也并非都家境優越。

（新京報/圖）

　　“如果沒有獎學金，我的出國留學計劃就要泡湯了。”北京學生喬燕妮有些發愁，“父母是沒有那個經濟能力供我自費出國留學的。”因為高二選擇了文科，參加SATⅡ考試要考數理化等，不考的話申請獎學金可能就比較困難。

　　“許多學生都把希望寄托在能拿到全額獎學金。”王文山說，一般的中國家庭確實還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承擔美國高昂的學費。他算了一筆賬，自費讀完一所普通美國大學的4年本科，最少也得花費80萬至100萬元人民幣。

　　但有了獎學金就不一樣了。哈佛大學每年提供4.5萬美元的全額獎學金，4年累計18萬美元。“這可是全世界位列三甲的高校啊。”王凱說承認這兩者對他很有吸引力，“對那些原本可以考進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國內考生也是誘惑不小的。”“這一點，可能是和過去主要靠自費途徑出國讀大學的中國學生不同的。”李虹橋說。

　　王凱參加培訓的費用也不高。他選擇了基礎走讀班，是2500元。一般讀完基礎走讀班，應該升入精品走讀班續讀。“那貴些，20多天的課程學費4500元。我父親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相對SAT，ACT考試似乎更為昂貴一些。據ACT中國總部的孫小姐介紹，GAC的課程要5萬元人民幣。北京八一中學的王佳在私立中學匯佳學校讀的GAC預科的學費是6萬人民幣，“今年據說又漲了一點，6.8萬了”。培訓費中，都包含了ACT的考試費。

　　美國高考的“副作用”

　　美國高考潛入中國的影響目前還不明顯。但有專家認為以此趨勢發展，將會觸動中國高考的整個體制環境。

　　對于不斷低齡和壯大的中國留洋備考軍團，有媒體和網友表達了“尖子生外流”和“狼來了”的疑慮。

　　教育部下屬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在更大范圍的人才教育環境下，人才國界打破了，人才流動是不能回避的發展趨勢。

　　“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生源的競爭，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大學的發展，生源不夠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制約。”儲朝暉說，為了擴大生源來維持或促進發展，尋找廣大的生源市場非常重要，中國無疑是非常好的一個市場。

　　“我國義務教育的普及率高，整個高等教育，學校數量是飽和的，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考生和高校數量的關系是求大于供。”儲朝暉說。

　　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楊東平認為，美國高考進入到中國，短期內并不會使中國的優秀生源流失。而且，從統計學上講，每年去美國的高中生數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國的考生有800多萬。每年去三萬五萬都沒影響。

　　“但是去100萬的話就會有影響。”楊東平說，那時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來說，就多了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這將促進中國的大學在教學、管理和收費等問題上的改革。”儲朝暉似乎更看好美國高考將對中國大學教育帶來的正面效應。

　　他說，目前中國的大學本科教育可能獲取知識的效率更高，但是中國的大學大多還是灌輸式教育。等中國大學意識到有競爭者出現時，它就會改變，會鼓勵學生發揮自己的個性特長，裁減管理層冗員，改變閉塞的信息環境。

　　“最終，中國的大學應該朝著更符合學生成長、發展需求的方向改革。”(吳珊、吳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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