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高考分水嶺的作用，實際上并不可慮，可慮的是全國統一高考這種看起來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隱藏著的不公平，越來越難以起到從低階層向高階層過渡的橋梁作用

　　再過一年，恢復高考，就已經有三十年了。在我們這個高等教育資源基本上被國家包干的國度里，高考對于許許多多家庭和個人來說，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人生分水嶺，爬過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過，又是一番人生，一般來講，后一種人生不及前一種是明顯的。

　　對于農村的人而言，差別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別。前幾天《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提到過甘肅農村的一個干了20多年的代課教師，就是當年的高考落榜生，每月工資200元，如果她當時考上了，今天也許就是2000元，甚至20000元，至少用不著為那區區200元而求爺爺告奶奶。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而且又在“發展中”的大國，高等教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只能是精英教育，進門，就意味著進入預備精英行列。

　　近年來高校大躍進式的發展，想在幾年之內趕英超美，把大學變成非精英教育，跟美國比肩，事實上是對本來就基礎薄弱的高等教育的一種損毀，將眾多響應擴招的大學變成沒有多少專業技術的職業技術學校。

　　既然是精英教育，高考成為應試青年的人生分水嶺是自然的。在任何社會，都會存在階層，隨著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各個階層的間距會拉大。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鼓勵人們通過高等教育改變人生，而不是降低大學的水平，讓眾多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學子，進了大學得到的報償跟沒進大學差不多。

　　高考分水嶺的作用，實際上并不可慮，可慮的是全國統一高考這種看起來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隱藏著的不公平，越來越難以起到從低階層向高階層過渡的橋梁作用。這種不公平，隨著高考制度的推行，顯露出越來越大的危害。

　　首先，統一命題(自己命題的省，也是全省統一命題)，全國一盤棋，不分城鄉，不分地域，造成的結果是全國的中小學教的內容高度一致，在這種同質化的競賽中，農村和偏遠地區只能被越拉越遠，農村的考生，還沒等到高考，就已經身處不平等的競爭了。更嚴重的問題是，由于統一命題造成的教育同質化，極大地窒息了教育的活力，所有的人只能學一種內容的知識，按一種模式考試，事實上也只好按一種模式思考，即使是高分考生，進了大學之后，其僵化的思想狀態，令每個有點想法的老師都大感頭痛，得要花很大力氣去扳。很多聰明而且富有個性的學生，不僅在高考面前往往失敗，甚至在中小學階段，就容易因為不適應學校生活而成了棄徒。

　　其次，統一時間考試，考生一年只能有一次機會(試行的春季考試，由于參加的學校不多，檔次不高，大體上等于沒有)，萬一發揮失常，則一年絕產。復讀則成本又太高，一般人家難以承受。

　　至于一向為人詬病的高考招生的省份差異，事實上也是這種統一招生制度的產物，這個制度本身就要求分配高校向各省的招生名額，擁有比較優質教育資源的大學，必然要向自己所在地傾斜，如果所在地是首都，那么傾斜的幅度就更大，這樣做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

　　事實上，實行了幾十年的高考制度，早就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因為它太像科舉。

　　在導致教育同質化，思想禁錮，窒息創造力的方面，高考跟科舉是難兄難弟。只要這種高考制度存在，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就只能是以應試為目的的給定答案、給定真理式的教育。

　　最近上海復旦和交大所做的高考招生試點改革，很是招人罵，但這種改革的精神卻是值得肯定的，這就是把考試招生的自主權，還給高校，同時也就等于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自主權還給了各個中小學，實現真正的素質教育。

　　當然，這次改革的形式還大有問題，顯然，在技術層面上，面試這種形式，是無法面向全國的考生的，無法想象，各地的考生，大批地不遠萬里或者千里來都涌到上海來面試，再大批地返回。如果一個考生既參加上海學校的考試，又參加北京甚至廣州學校的考試，那么他必須在這三個地方來回奔波。比較可行的方法是，各個學校自主出題，但考試依然由各地的考試機構統一組織，在一個時間區間內(比如暑假的一個月)舉行考試，各個學校的題分成若干檔次，考生考哪些學校，哪些檔次，由他們自己選擇，可以考好幾次，一次失誤馬上就可以補救。而且由于各校出題五花八門，傾向各不一樣，也有利于考生的個性化選擇，在某些學校考不好，但在另外的學校也許就考得很好。這樣做，惟一的困難就是給各個高校增加了出題和判卷的任務，其實作為高校，這理應是自己的本分，各個高校與其開一堆沒用的課，做一堆誰都頭疼的雜務，倒不如出題判卷，做點本分。

　　高考是一個人生的梯子，爬上這個梯子必須要用力，但是這個梯子要盡可能讓那些真正的人才爬上去，而不僅僅因為他們的特殊個性或者偏好而掉下來。

　　近三十年了，那些難以計數的本來很優秀的高考落榜生，用他們的心酸血淚，告訴了我們這個本來近乎常識的道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張鳴，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