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1月26日)，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掛著“VCT咨詢室”綠招牌的104室外，一名戴著眼鏡的黑衣男子來回踱步。“輪到我了嗎？”該男子焦急地欲推門而入。“別急，咨詢都是一對一的。”該中心的黃蓉娜指著“請等待”紅牌子，好脾氣地解釋著。

　　“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往往感到孤獨、無助，甚至在開始有輕生念頭……成都市推行VCT(即免費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服務)6年來，至少已為數萬市民提供了身心慰藉。”該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主管醫師何勤英說。

　　據介紹，到2007年底，全國估計約有70萬HIV/AIDS患者；其中艾滋病人8.5萬，當年新發感染者5萬人，當年因艾滋病死亡2萬人。

　　醫生講述：“一夜情”染病研究生想輕生

　　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12年的何勤英說，省外某大學的研究生肖強(化名)至今還與她保持著單向聯系，他在感染艾滋病后，數度想要輕生。

　　今年10月，何勤英接到一個電話，有一名女子哽咽著告訴她，一月前，其正在讀研究生的弟弟回到四川老家，聲稱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要尋死覓活。“我弟弟是個乖娃娃，一定是醫院搞錯了。”該女子語無倫次，有些不能自抑。何勤英邊安慰邊勸她帶弟弟來進行VCT咨詢檢測。

　　第二天，姐弟倆如約而來，何勤英將肖強領進了104室。當大門關上后，肖強表情開始舒緩。他說，自己已定好了“死亡計劃”，準備在3天后實行。“我已經絕望了。”肖強眼神空洞，平靜地講述著：感染艾滋病極可能因為與網友發生的“一夜情”，“與網友見面那天，我喝醉了。”“一夜放縱”后，他開始感覺到了異樣，當地疾控部門檢查證實，其HIV為陽性。受不了如此打擊，他從學校跌跌撞撞地返回老家，一個月都足不出戶，想過無數種自殺方式，后來，在父母的追問下，他才道出了原委。

　　何勤英為肖強重新做了HIV檢測，結果仍是陽性，但肖強的自殺傾向卻在一次次心理傾訴中逐漸消退。“我讓他做T型法，比較感染艾滋后究竟對他生活有何影響……學習、生活、工作，他沒找不到輕生的理由。”何勤英說，艾滋病感染者其實和糖尿病、高血壓這類慢性病感染者那樣，只要用藥物控制，在8到10年的潛伏期內，可以照常生活。“或許10年內，艾滋病將有特效藥呢！”

　　何勤英笑著說，VCT檢測前后的心理咨詢正為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卸除心理包袱，“它比空洞的呼吁顯得實在得多。”在何勤英和同事們的努力下，肖強最終重新回到了學校，“他的人生夢想有了一點改變，但前進的希望還在。”

　　心理干預： 遵循四大原則 不作道德評價

　　肖強并不是第一個被何勤英從死亡線上勸回來的人。“成都推行VCT咨詢檢測6年多來，至少為好幾萬人服務過。”衣著得體的何勤英嗓音輕柔溫暖，據成都市前10個月的數據推算，今年到成都22個VCT服務點咨詢的市民“可能首次接近或突破1萬人”。

　　昨日正好是成都疾控中心每月一次的“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服務日”，該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辦公室不斷被問詢者敲開，36歲的何勤英化著淡妝，坐在座位上工作著。“請問艾滋病咨詢在哪兒？”“104室。”何勤英沒有抬頭，聲音很溫暖。直到那個遲疑了好久才敢進門的男子離去，她才抬頭告訴記者：“他們敢來咨詢已鼓足了相當大的勇氣，但這種勇氣就像吹脹的氣球，一個好奇或打量的眼神就可能將它戳破。”

　　在何勤英看來，心理干預至少要遵循4大原則：嚴格保密，“哪怕夫妻間都不能透露對方的隱私。”自愿檢測，平常對待與不作道德評價。

　　前不久，曾有一對夫妻前來做VCT咨詢，在分別檢測后，妻子和HIV陽性的丈夫被一前一后叫進了咨詢室。“我們告知丈夫他有義務告訴妻子其病情，并讓他簽了知情書。”在何勤英印象中，那位蒙在鼓里的妻子回到老家后，還打來電話試圖詢問其丈夫病情。“按照相關法律，任何醫生都不能向第三人透露求詢者的病況。但在法律之外，我們希望夫妻間都多些坦白和寬容。”

　　除提供咨詢外，何勤英和同事還堅持為那些打算進行HIV檢測的人提供心理及情感支持。包括幫他們做是否進行檢測的決定以及在檢測后促使其做出行為改變的決定，“這能讓感染者爭取在早期就得到應該得到的治療與照料，有利于個人延緩發病，提高生活質量，也有利于家庭和社會。”

　　心理干預的成功案例讓患者對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信賴感日益加強。何勤英高興地看到，愿意主動配合的求詢者比例已由30%-40%上升到現在的80%-90%。

　　相關背景 注射毒品感染艾滋居第一

　　截至今年6月30日，成都市累計發現的感染者中，通過注射毒品感染者占36.06%，異性傳播占27.32%，同性傳播占7.76%。迄今為止，成都僅發現一例母嬰傳播案例。

　　成都市近年來用于艾滋病防控的經費逐年增加，今年已增加到近300萬。主要用于健康教育、艾滋病宣傳、免費檢測和治療。(鐘蓉 凌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