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由于不認錯，很多事情就講不清楚，國民就難以汲取教訓，同樣或者類似的錯誤就會重犯

　　毛澤東過去講過要“反對黨八股”，列其罪狀，從“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直到“流毒全黨”“禍國殃民”。今天，談對“醫改意見”的意見，引出這些話，似乎言重了。但事關民生，關系我們從價值取向、態度、思維方式到行動是否應轉變，話講重一些，要得罪一些人，也是無奈。

　　中國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涉及每一個公民的健康權的醫療保障，以及藥品產銷供給，情況到底如何——最基本的判斷是“好”，還是“不好”；是不好，需要根本改變，還是很好，但應“深化”改到更好。

　　現在的“醫改意見”開章明義先講了如下一段: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藥衛生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覆蓋城鄉的醫藥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形成，疾病防治能力不斷增強，醫療保障覆蓋人口逐步擴大，衛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明顯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標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

　　然后，再說：

　　“同時，也應該看到，當前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水平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和人民群眾健康需求不適應的矛盾還比較突出。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公共衛生和農村、社區醫療衛生工作比較薄弱，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藥品生產流通秩序不規范，醫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善，政府衛生投入不足，醫藥費用上漲過快，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

　　開門見山地講問題，講人民對醫療衛生領域狀況的“強烈”不滿，就會有損我們的“光輝形象”，就會使我們已取得的成就不復存在，就會使敵對勢力幸災樂禍？

　　2003年，衛生部系統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反映中國人“因經濟困難有病未就診”的，在大、中、小城市中分別為30.8%、32.7%、47%，在四類農村(調查將這個農村分為四類)中分別為29.2%、33.9%、41.2%、49.1%。“需要住院而未能住院”的，在大、中、小城市分別為64.4%、35.6%和74.8%，在四類農村分別為77.6%、74.9%、75.5%和73.6%。

　　在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支出的部分，從1982年的38.9%，到2000年下降為15.5%。在同一時段中，個人現金支出的部分，則從1979年的只占20.3%，逐漸攀升為2001年的60%。此后，雖有下降，但仍較高(2003年為55.9%)。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為27%，在一般發展中國家為42.8%，最不發達國家為40.7%，世界平均為38.2%。中國公民個人負擔衛生費用的比重遠遠高于最不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

　　至于醫療費上漲過快，藥品、醫療器械產銷中間利潤過高(有產銷間差價達10倍的)，以及“天價醫藥費”、藥品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故、貪腐，更是人所盡知的事。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衛生公正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1個成員國中在前些年落到了倒數第四，這固然可以用“城鄉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投入不足”“藥品生產流通秩序不規范”“醫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善”來解釋，但“城鄉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投入不足”“藥品生產流通秩序不規范”“醫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完善”又是怎樣形成的？這，正是我們應認真考慮到的問題。

　　一個不認錯的民族，是沒有出路的。而我們是不是習慣于不認錯，或者是采取實際上悄悄改過而面子上咬緊牙關就是不認錯的方式？由于不認錯，很多事情就講不清楚，國民就難以汲取教訓，同樣或者類似的錯誤就會重犯。

　　民生第一，只在以人為本的理念確定后才是可能的和實在的。在政府的問題單子上，民生以及公民健康權排序在前在后，對解決問題至關重要。加大中央財政投入，履行政府的積極責任，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而不是僅僅“覆蓋城鄉居民”——醫療保障體制，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權，實現衛生公正。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表層的醫療衛生問題，而是整個影響中國改革的結構性、體制性障礙。黨八股之所以存在，正是過時的、作為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遺產的思維方式、行為規則存在的表現。而努力做到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官員問責，是改變現狀關鍵的一步。(李 [左木右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