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既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痕跡，又具有明顯的市場經濟色彩，加之各方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了非常突出的‘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局面，新的醫改能否成功，關鍵在于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和基層醫療機構的建立、完善能否實現。”中科院院士曾益新如是說。

　　今年3月，新的醫改方案將全面亮相，而在遞呈國務院供決策層參考的多套方案中，有一套尤為矚目：它是唯一一份由醫療行業專家提交的、主要為廣東省專家組成參與的、中科院醫改項目組完成的報告。據了解，它將與最終出爐的醫改方案大方向吻合。昨日，記者對該項目負責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院長曾益新進行了詳細采訪。

　　醫保體系應打消戶籍限制、城鄉差別

　　記者：新提交的醫改方案中，全民醫保包括哪些？關于農村人口與城鎮居民的醫保體系如何設計？

　　曾益新：全民醫保體系應當包括低收入人群基本醫保、城鎮職工醫保和商業性醫保。我們認為，戶籍制度弊端多多，取消勢在必行，此次設計醫療保障體系時，不再劃分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而將絕大多數農村人口以及城鎮經濟困難人口一視同仁地列為低收入人群，此人群數目應在8億左右，為他們建立低收入人群基本醫療保險體系，而政府應該擔負起他們的主要醫療保險費用。

　　具體方法是，通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個人共同分擔的方式為每一個人購買基本醫療保險，費用由目前人年均100元逐年上升，至2015年達到相當于目前的300元~500元水平。基本醫療保險應設立合理承付上限，上限每年不超過5萬~10萬元人民幣并逐漸上調，在2015年達到10萬~20萬元的水平，并允許全國各省份根據當地醫療消費水平制定當地上限。我們算了一筆賬發現，除非進行器官移植，對于大多數重大疾病的診治，目前10萬元人民幣是能夠基本滿足治療需要的；如果不制定上限，很可能會誘導過度治療，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在戶籍制度沒取消前，還是要大力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初診制是此次醫改方案重中之重

　　記者：據了解，初診制是此次醫改方案的重中之重，實現初診制的關鍵是什么？

　　曾益新：老百姓之所以不愿去基層醫院看病，首當其沖就是嫌醫生“差”，怕誤診漏診，所以實現初診制“最重要的還是人才”。據統計，近年醫學院畢業生有近40%改行從事其他工作。所以，我們建議只實行5年制與8年制醫學教育制度，逐步廢除3年、6年和7年制，堅持少而精的原則。我們建議，政府首先應該在工資待遇方面給予必要的傾斜，我們可以參照針對教師的配套待遇，愿意到縣(市、區)以下醫院工作者，國家應免除學雜費、培訓費，并提供獎學金；在基層醫療機構工作期間，除工資薪酬外，還應享受各級政府給予的補貼，按國際經驗，應逐漸使他們的收入接近或超過大醫院同行。

　　各級醫療機構就診醫保比例不同

　　記者：在三級醫院醫療資源不均等情況下，如何引導、分流患者自覺地去不同醫院看病？

　　曾益新：可以通過初診患者在各級醫療機構就診時不同的選擇而給予不同的醫保支付比例。如果初診時前往公立一級醫療機構或村醫就診的患者，應由保險機構支付100%的門診醫療；對于初診時就選擇去二級醫院甚至非到三級醫院看病不可的患者，醫療費用的保險支付比例應當相應有所降低，如70%和50%，甚至更低。在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就醫就應有明顯區別，以強化基層醫療機構對病人的篩選和分流作用、緩減大醫院就診壓力，緩解“看病難”局面。

　　廣東省做法值得全國醫改方案參考

　　“歸根結底，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就看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和初診制(基層醫療機構)能否實現和完善。”曾益新告訴記者。他表示，而這又取決于兩點是否到位：政府投入的增加和基層醫療機構中合格醫護人員的到位。

　　報告指出，初診醫療機構包括村醫、鄉鎮衛生院、私人診所和城鎮社區醫院，正是這一級的醫療機構應承擔全國絕大部分病人的初診服務，這個部分的完善對于緩解大醫院就診壓力、消除“看病難”有決定性意義。

　　“在這方面，廣東省的做法值得參考。廣東省規定從2007年起鄉鎮衛生院由縣(市、區)政府負責建設和管理，‘十一五’期間，省政府每年安排1億元用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鄉鎮衛生院業務用房的建設和設備購買，市和縣(市、區)級財政也應給予專項補助，并規定由省財政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按每萬名戶籍人口配置10名醫務人員，每人每年1.2萬元標準給予補助，并對這些地區的村醫每人每年補貼1萬元。”曾益新說。(涂端玉 黃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