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災區第一個公務員的自殺意味著心理援助需要系統化

　　10月3日，5·12大地震后的第144天，在傷亡最慘重的北川縣安昌鎮的一個簡陋的辦公室中，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自殺身亡。

　　作為大地震后第一位自殺的公務員，董玉飛之死令人扼腕，他年僅40歲，身高180厘米，相貌堂堂，前途無量，為什么會走上絕路呢？

　　對此，他的好友、綿陽市農業局局長、原北川縣縣長陳明世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在接受采訪時，他感慨說：“他的能力、人品、長相，都是一流的，他是個漢子，也是個好干部，怎么可能這樣做？”

　　任何事情都有其道理在，本文試圖去揭示這一悲劇背后的道理，也希望借此能得到一些警示。

　　一個月前，我先后上了一個家庭系統排列的工作坊和課程，老師是來自香港的鄭立峰。

　　在授課時，鄭立峰一直強調兩個觀點：

　　1.家庭系統排列治療不問性格等因素，而只關心重大事件，如自殺和親人的意外死亡等。

　　2.家庭系統排列治療認為，一切行為都是對家人的愛的表達。

　　在這十余天的課程中，這兩個觀點也一再得到驗證。例如，一個男子對他的岳母很暴躁，每次岳母想接近他妻子，他會想辦法阻攔她。這看起來很是不近人情，因他岳母只有一個女兒。然而，家庭系統排列治療中展示，他的岳母有嚴重的自殺傾向，而他的妻子內心深處想替媽媽去死，希望以此阻止媽媽自殺。

　　所以，岳母想接近女兒，是愛，女兒想替媽媽去死，也是愛，而這個男子阻攔岳母接近妻子，一樣是愛。

　　并且，岳母想自殺同樣是愛的表達。原來，她的家族中，有太多人在意外中死去，她想追隨這些親人而去。這不難理解，難道愛不是要同甘共苦嗎？難道愛不是要一起廝守嗎？那么多親人在苦難中離世，我怎可以享受幸福生活？我寧愿跟隨他們而去，以此表達對他們的愛與忠誠，而不愿獨活在這世上。

　　在治療中，我們會發現，這種同甘共苦的渴望是盲目的愛，是幼稚的愛，因離世的親人并不希望我們追隨他們，而是衷心地希望我們能幸福快樂地生活，甚至還要把他們失去的那一份幸福加倍活出來。

　　但是，當我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時，就會陷入到這種盲目的愛里，而難以做到從離世親人的角度上看自己，便可能會一味地想去追隨他們的腳步。

　　這，可能便是北川縣農辦主任董玉飛走上自殺的深層心理因素。

　　主因或是痛失愛子

　　董玉飛自殺后，他的遺書被警方存留，而他的死因也成了謎，比較集中的說法有兩個：

　　第一，工作壓力太大。作為農辦主任，董玉飛負責的重建工作或許是難度最大的。他負責的重建房工程本來任務就很艱巨，9月24日發生的特大暴雨更是雪上加霜，不僅將以前的工作摧毀，還沖毀了許多其他農房，嚴重加大了他的工作難度。

　　地震后一直在綿陽做心理援助的復旦大學心理學教授申荷永說，9月24日的特大暴雨很罕見，閃電和暴雷持續了18個小時，80%的北川縣城被淹沒，災情達20年一遇，部分地區是50年一遇，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超越了地震，這令農民們很生氣，覺得原有的努力“白干了”。這種情況下，作為負責農業重建的主要官員，董玉飛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甚至抑郁情緒，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作為災情最嚴重的地區，北川縣的公務員們普遍一直處在高度緊張的工作狀態，這會使得他們緊繃的精神無法得到放松和緩解。

　　第二，一直沒有走出失去兒子的悲痛。他的好友陳明世說，董玉飛的兒子董壯才12歲就已有178厘米，高大帥氣，并且“成績好也很聽話，董玉飛非常喜歡他”。不幸的是，如此優秀的兒子在地震中遇難，當5月14日從兒子所在學校的廢墟中挖出兒子的尸體后，董玉飛痛哭失聲，還一直自責說對不起兒子。

　　5月18日～24日，我曾隨同一個心理志愿者團隊赴地震災區，發現內疚是幸存者最為普遍的一種心理。內疚，可以理解為憤怒指向自己，當內疚積壓太久且不能化解時，它就可能會轉化為抑郁，轉化為自殺的沖動。

　　董玉飛的一些同事不認為董玉飛自殺主因是痛失愛子，他們說，一開始看得出來董玉飛確實很想兒子，但8月份后他的情緒好了很多。

　　同樣是董玉飛的那些同事，他們一樣也佐證了愛子對董玉飛的重要性。根據他們提供的信息，董玉飛8月后情緒好了一些，同時，他還戒酒了，這位本來酒量很大的羌族漢子突然變得“滴酒不沾”，一次同事聚會，當別人勸酒時，董玉飛的一位下屬解圍說，董主任生了寶寶就會喝了，對此，董玉飛會意地笑了一笑，表示默認。從此，董玉飛還想要一個孩子的計劃便成了公開的秘密。

　　這個重要的細節或許顯示，為了化解痛失愛子的悲痛，董玉飛找到了一個辦法——再生一個孩子。

　　這是很多人化解這種悲痛的常見辦法，在家庭系統排列的工作坊中，這種故事屢見不鮮。

　　前列腺炎令他夢想破滅？

　　然而，9月中旬的一次體檢發現，董玉飛身體出現了狀況，最后入院治療了十余天，而病情則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的程度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董玉飛看來對此諱莫如深，他在住院期間拒絕同事的探望，稱自己病情并無大礙，只是后來有知情人傳出，他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且可能對生育有一定影響。

　　如若這一傳言是真，那就意味著，董玉飛用來化解痛失愛子的辦法遇到了麻煩，甚至有可能，這條路已不通。這時，他的這種悲痛和內疚就可能會一并化為抑郁，而產生深深的自殺的傾向。

　　即便他的前列腺炎沒有不治那么嚴重，這也會對一個心思敏感的人造成很大的沖擊。因為，本來這一辦法就有問題，假若真的生一個孩子是為了彌補失去另一個孩子的痛苦，那么這個新生兒就會一出生就被當成另外一個人養，而不能做自己，這是對他的不公正，勢必會導致他產生種種心理問題。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這一辦法還意味著對逝者的背叛，畢竟，愛怎么可以轉移和替代呢？如若我們是深愛著死去的人的話，我們的心中對這一點會心如明鏡，將對逝者的愛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這不過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已，它并不是一個真正能化解悲痛的好辦法。

　　所以，不管前列腺炎是否很嚴重，這都可能會對董玉飛造成很大的沖擊。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9·24暴雨”來襲，它持續十幾個小時的閃電和暴雷以及造成的巨大損失，可能會像5·12地震一樣，嚴重沖擊董玉飛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好像是，被查出前列腺炎主要沖擊了董玉飛的私人領域的內心深處，而大暴雨則沖擊了他在社會領域的心理承受能力，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令他的內心世界遭受了難以承受的沖擊。

　　在遺書中，據悉，董玉飛第一句話是“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而接下來的一句是“我已年過40”。這第二句話耐人尋味，既好像是在說，我已活到40歲了，前途什么的并不重要了，也仿佛是在說，我已活得足夠了，對于未來沒有什么新的指望了。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他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中寫到，女主人公直子一直覺得，她的自殺的男友木月好像一直在對她說，我們可是在一起的噢，你什么時候來陪我啊。結果，直子最后真的通過自殺去了木月那里。

　　在學習家庭系統排列時，我也屢屢看到這種動力，有的來訪者哭喊著說“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但她傳遞的信息其實是“我想追隨你而去”。但隨著治療的進行，來訪者會明白，這種追隨逝者的渴望是盲目的愛的表現，而更深沉更成熟的愛是更積極地追求幸福和快樂，這才是逝者的心愿，這才是對逝者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