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傷

　　偷菜：傷身要命

　　沒有具體的標志性事件，最早風靡社交網站“偷菜”游戲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躥紅網絡，大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張三李四齊偷菜”之勢。而因為醫生偷菜而導致的“南京嬰兒死亡事件”，則為“偷菜”成瘋的社會敲響了警鐘。

　　2009年11月3日，南京嬰兒徐寶寶因高燒、眼眶部位腫脹等癥狀于中午入院住院治療并于次日清晨5點多鐘不治身亡。據嬰兒家屬反映，嬰兒住院病情惡化時，家屬幾次向值班醫生反映病情，而醫生因為“偷菜”、睡覺等原因拖延，沒有給予及時有效的救治，最終導致嬰兒病情急劇惡化、死亡。對此，院方解釋說，因為孩子病情變化太快，從入院到患兒死亡不到24小時，超出了醫生對眼眶蜂窩組織炎這個疾病的認識能力。該事件最終的調查真相否定了醫生當時是在“偷菜”，但玩網絡游戲這個事實是存在的。一時間，眾多網民紛紛展開了對有關醫護人員的失職和醫德缺失的譴責，還有人對本已脫罪的“偷菜”再次發起聲討。

　　當白領連續數月半夜起床偷菜，導致失眠脫發；當學生將課業置之不顧，全心投入制定詳盡的“偷菜時間表”；當孝子不顧病床上的老媽大病初醒，趕回家“收菜”防被偷；當結婚二十多年的夫妻為此離婚，只因為丈夫“失職”讓妻子種的菜被別人偷了……

　　由于“偷菜”引發的種種荒唐事，已經變成了一種社會現象，成為了眾多專家學者關注和研究的課題，而因為“偷菜”加劇的身體亞健康、心理扭曲成癮，甚至喪失理性“傷身要命”等一系列對身體和心理上的傷害，該由誰“埋單”？

　　“乙肝歧視”：傷人于無形

　　乙肝歧視，是指中國社會現存的對健康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的一種歧視現象，在所有的“歧視”中，最嚴重是就業歧視，同時，有調查表明，中國乙肝攜帶者受到的就業歧視也是所有就業歧視中(如地域、年齡、戶口、性別、學歷、艾滋病、農民等等)最嚴重的一種。

　　據統計，中國大陸目前約有3000萬慢性乙肝患者和1.2億無癥狀的攜帶者，在諸多有關乙肝病毒攜帶者錯失就業、入學權利的新聞中，“乙肝寶寶”被幼兒園拒收恐怕最讓人心疼，因為，這些孩子從一出生就要與其他孩子“區別對待”，被隱藏在有色眼鏡之下的各種目光挑剔，但是，他們卻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

　　深究原因，其實導致乙肝歧視的禍首缺乏認識和誤解。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當時的醫學界尚未能對甲肝、乙肝進行嚴格區分，乙肝被誤認為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緊接著，數部法律對乙肝做出的限制性規定，助長了社會性的歧視。到了90年代末，一些不良醫療機構的虛假宣傳，讓乙肝歧視蔓延到了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幾乎所有社會進階環節的嚴格體檢，乙肝都被認為是第一針對對象，從而被排除在社會的邊緣，人格和生存權利無法得到保障。

　　2009年，中國官方的一系列立法進程，也為飽受委屈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們帶來了希望：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刪除了對肝炎病原攜帶者的限制；8月，衛生部就不得禁止乙肝寶寶入幼托進行公開征求意見；9月1日，是年22歲的浙江大學應屆畢業生雷闖領到了中國首張乙肝病毒攜帶者的食品衛生類健康證明；12月29日，中國國家衛生部明確表示，將取消入學、就業體檢中“乙肝五項”的檢查，同時，明確禁止將攜帶乙肝病毒作為入學、就業的限制條件，切實保障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入學權利……再次證明，乙肝病毒主要是通過血液傳播，與乙肝攜帶者一起學習、工作、用餐均不會傳染。

　　客觀的說，想要在短期內扭轉多年沉淀下來的社會認知并非易事，然而，這項工作卻必須要堅持下去，因為，乙肝歧視是對全社會“無知”最大的嘲笑。

　　北大醫院“非法行醫”：兩敗俱傷

　　近幾年，關于“非法行醫”引起醫患糾紛的報道在媒體上屢見不鮮，然而，11月3日爆出的北京大學的醫學教授，因為非法行醫，死在本校醫院手術室里的新聞，還是引起了媒體的一片嘩然和公眾的震驚。大家不禁自嘲，原來“非法行醫”并不是黑醫生的專利，“非法行醫”的受害者也并不一定都是平凡百姓。只是，當醫學教授命喪自家醫院、全國有名的三甲醫院也存在“非法行醫”，下一次，我們還敢放心地去哪兒看病？

　　隨著事件的深入，我們知道了所謂的“非法行醫”者是三個尚未畢業的北大醫學院在校生，看到了死者家屬和醫院對薄公堂，聽到了涉案學生“問心無愧”的自白，得到了衛生部對媒體報道這件事“很遺憾”的評價，才突然發現，原來這件事另有隱情，我們不能片面地傾向于任何一方。

　　客觀地說，公眾并不應該武斷地抵制臨床實習，因為正如衛生部的表態，醫學生是未來的醫務工作者，在后期的學習階段是需要進入到臨床實習這個環節，國家也有相應的管理辦法。每一個學醫的人以至于成為醫學大家的人，都離不開病人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公眾之所以那么不放心實習醫生，而一定要找“老”醫生解決一切小病大癥，更多的恐怕還是出于無奈。

　　由于醫學的專業性很強，因此，普通公眾在醫院都有“我為魚肉”般的無助，希望能找對大夫看對病。可是，當庸醫要命、誤診致殘的醫患糾紛頻現報端的時候，公眾甚至都不再埋怨醫生開“大處方”，只盼大夫能“好好看”，而醫生公事公辦、理所當然的態度和多一句解釋都不愿給的做法，讓本就忐忑的患者心里更沒了底。所以，一旦有醫療事故發生，患者才會將之前所有的“委屈”都發泄出來，而本來或許“占理”的醫生反而百口莫辯了。

　　其實，“北大醫院事件”只是醫患關系愈演愈烈的一個縮影，在這一事件中，委屈流淚的“涉案學生”和悲憤維權的死者家屬都是受害者，因為，他們雙方的心里都將留下一個永遠抹不掉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