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涿州市，一個叫張洪志的老人收養過許多孤兒，并自辦了“涿州SOS兒童村”，在當地有“愛心爺爺”的稱號。

　　兩年前，在兩位北京“愛心媽媽”的努力下，張洪志的“SOS兒童村”遷至北京。

　　今年1月份，“兒童村”里收養的3歲男童小春突然失蹤。警方查明，張洪志收取7000元后，將小春送給了邢臺一位農民。“愛心爺爺”張洪志隨后被指販賣兒童。

　　小春失蹤了

　　今年1月14日，在從北京去涿州的路上，佟玉玲感覺到張洪志收養的孩子可能要出事。第二天，她回京發現，張洪志收養的小春果然不見了。

　　佟玉玲是一名服務于兒童福利事業的義工，人稱“愛心媽媽”。

　　69歲的張洪志是“涿州SOS兒童村”村長。2006年，佟玉玲的朋友、另一位“愛心媽媽”李菲得知張洪志收養著5個孤殘兒童，生活困難。兩位“愛心媽媽”幫助張洪志把“兒童村”搬到了昌平十三陵某度假山莊。

　　1月14日，佟玉玲去涿州時，5個孩子中的智障兒童路遙已被李菲送到了通州關愛中心，張洪志帶著4個孩子生活。4個孩子中，10歲的徐坤身體正常；12歲的女孩楊洋呆傻；3歲多的高考患有先天性心臟病；3歲的小春患有嚴重唇腭裂。這些孩子都是孤兒。

　　佟玉玲說，她從涿州回來后，徐坤偷偷跑過來哭著告訴她：“弟弟(小春)讓張爺爺給賣了。”

　　徐坤說，1月14日下午，佟玉玲剛離開，就有幾個陌生人來找張洪志。張洪志從對方手中接過一厚疊錢，把小春抱給了他們。

　　張洪志告訴佟玉玲，他給小春找了個好人家，對方把小春接去養了。其他的情況，佟玉玲問不出來，憤然報警。

　　“涿州兒童村”進京

　　張洪志和他的“兒童村”本來在涿州，因為李菲的幫助，他們才搬到了北京。

　　200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義工李菲聽說了張洪志創辦的“涿州SOS兒童村”。

　　來到涿州，李菲發現，“SOS兒童村”深藏于一片平房區內，只有兩座破舊的瓦房。張洪志收養的5個孩子中，一歲多的小春、高考穿著開襠褲與院內的貓狗同耍；徐坤流著鼻涕在房前屋后溜達；女孩楊洋只會坐在板凳上發呆；火炕上，智障的路遙躺在“屎堆”里哭鬧。張洪志那時剛因腦梗塞住過院，也成了被照顧的對象。

　　李菲通過私人關系，在昌平區十三陵某度假山莊找到了一塊地。她傾盡積蓄墊資幾十萬元，建起了一座2層小樓，添置生活設施，決定把小春等5個孩子接過來。

　　就這樣，2006年夏天，“涿州SOS兒童村”遷到北京，張洪志帶著幫手張良和5個孩子住進了“新村”。2007年3月，因為看不慣張洪志打罵孩子，“愛心媽媽”和他產生矛盾。張洪志提出要“單干”，帶著孩子從十三陵搬到了長陵，租房繼續著他的事業。

　　被指販賣兒童

　　小春被“送”人不久，李菲和佟玉玲找機會瞞過張洪志，將徐坤和智障女孩楊洋帶出，送到了通州關愛中心暫養。

　　2月底，昌平警方查明，小春在河北邢臺一個叫付長順的農民家中。付長順和妻子沒有孩子，經人聯系上張洪志后，便將小春抱回領養，為此贈予張洪志7000元錢。付長順表示，要想要回孩子，必須給他8000元。北京易行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于學堂認為，按照《收養法》相關規定，孩子被收養都要經民政部門審批登記，隨意收養棄嬰、孤兒，又將這樣的孩子隨意送人，是不符合相關規定的。在將孩子送人的過程中，若存在金錢收受的情節，雙方很可能都會涉嫌“以收養為名義買賣兒童”。但警方得知張洪志的情況后，沒有做處理。

　　3月4日，張洪志腦梗塞復發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高考與他寸步不離。張洪志經常是打著吊瓶，哄著孩子。一次偶然的機會，該院心胸外科主任張向華遇見了跑出病房玩耍的高考，一眼就看出高考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了解到高考是孤兒后，他有了提請醫院為高考進行免費手術的想法。

　　張向華說，一開始他以為高考只需做一期手術就可以了，醫院也有能力做這樣的免費手術。但專家會診后確認，高考的病情十分復雜，需要兩期手術，且風險極高，高考在手術臺上死亡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不做手術，這個孩子的壽命恐怕也只能維持在幾年之內。

　　張洪志原來一直央求在北京工作的大兒子張愛民想辦法籌錢給高考做手術，但知道高考的具體情況后，張洪志放棄了這個打算。現在，張洪志整天守著高考待在住處。張愛民描述說：“爺孫倆正相互陪伴走向各自的殘年。”

　　張洪志存在爭議的愛心路

　　張洪志有著屬于自己的家庭，有老伴和三個兒子。

　　他開始進行自己特立獨行的愛心事業，可以追溯到30年前。30年來，他幾乎舍棄家庭，以收養孤困兒童為職業，是愛心善舉？是沽名釣譽？還是有什么特殊癖好？他的做法一直為旁人所不解。

　　實際上，張洪志的“涿州SOS兒童村”并未得到過任何有關部門的審批認可，多年來它以個人民間兒童福利組織的身份客觀存在。作為唯一的管理者，張洪志的性格、能力等對“組織”的生存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遭親人反對而離家

　　3月6日下午，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病房內，病情有所穩定的張洪志微笑地看著高考滿屋亂跑。這是記者第一次見到張洪志，他身材高大魁梧，但滿頭白發、僅剩不多的牙齒和蹣跚的體態都表明他已進入風燭殘年。

　　談起收養孤困兒童的經歷，張洪志滔滔不絕地講起自己的故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張洪志參加了救災行動。當時，他經常會遇到雙親在地震中喪生的孤兒。張洪志說，他祖上一直有積德行善的傳統。看到那些落難的兒童，他心中很難受，想領養但條件不允許。從這時起，便萌生了收養孤困兒童的想法。

　　兩年后，張洪志到河北河間縣為單位招工，遇到一戶有6個孩子的困難家庭。張洪志將其中一個孩子帶走學木工，后使其自力更生，他的愛心事業也從此開始。

　　1979年，張洪志回到老家涿州的建設局工作。其間，他認了十幾個困難家庭的孩子做干兒子，利用自家的閑屋開設武校，聘請師傅教孩子們習武，并在經濟上幫他們。

　　張洪志的這些做法，一直無法得到妻子理解，兩人經常因此爭吵。快退休時，張洪志搬出家門，離開父母、妻子和自己的孩子，租房子和干兒子們住在一起。1992年張洪志退休后，更是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業，利用每月僅幾百元的退休金、兒子的資助、民政部門和慈善人士的救助，收養孤困兒童。

　　2001年元旦，張洪志在自己與孩子們的住地掛起“河北涿州SOS兒童村”的牌子，由他擔任“村長”。涿州市民政局辦公室主任王斌棟證實，張洪志系涿州建設局退休干部，多年來一直在收養、幫助孤困兒童。8年前張洪志創建了“SOS兒童村”，他的做法曾得到當時在任的涿州民政局領導的鼓勵，但“兒童村”并未得到有關部門的審批。民政部門曾做過調查，并未發現張洪志有利用兒童進行違法犯罪的活動，因此以前他們也經常對該“村”給予物質幫助。

　　該局某科室負責人介紹，張洪志祖輩是當地大戶，以行善而廣有名聲。張洪志收養孤困兒童可能是為了發揚光輝傳統，但他對家人似乎很冷漠，連老母親去世都沒回去參加葬禮。一個兒子因事故癱瘓在床，他也不常回家看看，卻整天與外來的孩子們為伍，“自己家人都不愛，能真正愛別人嗎？”不少人都猜測他精神有問題，或是有戀童情結。

　　張洪志的大兒子張愛民在北京工作，此次他住院治病的事宜都由大兒子操辦。在張愛民看來，父親把收養孤困兒童當做自己的職業，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母親是一名普通農村婦女，自然不理解父親。他說，張洪志很固執、倔強，而且脾氣很大。他們兄弟3個小的時候，若是誰犯了錯，張洪志會大動肝火打他們。盡管有時他們也無法理解，甚至反對張洪志的一些做法，但最終也只能由著父親去做。

　　“自治”下的家長管理

　　近30歲的義工李英杰曾在張洪志開辦的武術學校學習。當年他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被父母送到張洪志那里。可以自力更生后，他經常回來幫張洪志管理“村務”。

　　義工李秋月也是“兒童村”的常客，今年50歲，懂中醫。從1994年開始，她便常到“兒童村”義務照顧孩子，大點的孩子們都稱她為“大姑”，小點的就喊她“奶奶”。

　　這里的孩子主要分三類：撿來的棄嬰、流浪的孩子、貧困家庭送來托養的孩子。“兒童村”收養的棄嬰并不多，有的是“村”內成員直接撿來的，有的是由好心人撿到送來的。比如小春，被撿時正值春節前夕，所以取名叫“小春”；高考，被撿時正值全國高考期間，因此得名。

　　在“兒童村”，正常孩子到了年齡都會經張洪志聯系送去上學，長大能自立的就離開去找工作，托養的到了一定時候就被父母領回。若能聯系到正規孤兒院或條件好的人家，有的孩子就被張洪志送去。在張洪志這里被撫養過的孩子有上百名之多。

　　義工李秋月稱，她每次來看孩子，總會帶點好吃的東西給孩子改善伙食，經常一進院就被孩子們圍住。孩子們和她在一起要比跟張洪志親，“不單是我總給孩子們帶好東西，也是老張對他們太嚴厲”。

　　李秋月說，張洪志待孩子們不差，多年來的縫補洗涮自不用說，哪個孩子病了，他會難受得吃不下飯。孩子們放學他會在門口等著，數小雞一樣，把每個孩子迎進門。但同時，他的脾氣暴躁得厲害，一旦哪個孩子犯了錯，他會毫不留情地狠打。“我也可以理解，一個上了歲數的老頭，管著一大幫有大有小、有傻有愣的孩子，沒那么多耐心。”

　　李秋月說，張洪志對于別人施予的幫助，似乎總是覺得理所應當，這令很多本是懷著善心而來的人對他產生反感，使本就艱難的“愛心之路”越走越窄。

　　李秋月說，每次有記者到“兒童村”采訪，張洪志都會夸夸其談，把所有功勞攬于一身。有一次，媒體到“兒童村”采訪，記者提出要“多采訪幾個人”，一個托養于此的大孩子隨口說“應該去采訪一下大姑(李秋月)”，張洪志立即板下臉訓斥道：“她忙，沒工夫！”這讓李秋月很心酸。

　　對于張洪志是否將孩子“送”出后收取過“贈金”，李英杰和李秋月均表示不知情。“張洪志是‘村長’，一切都是由他自己說了算。”李秋月說。

　　遭質疑的“愛心爺爺”

　　李菲、佟玉玲這兩位北京“愛心媽媽”，無法接受張洪志對“兒童村”的管理方式。李菲說，當初她們努力把“兒童村”從涿州的破屋搬到北京的新房，不單是想給孩子們換個居住環境，她們希望“兒童村”走上正規化管理之路。

　　李菲說，張洪志不習慣在“新村”的生活，從“舊村”帶過來的貓狗仍和孩子共同出入，孩子們的衛生狀況很差。最讓她們不能容忍的是，張洪志經常打孩子。有一次智障兒路遙尿濕了褲子并不停地哭，張洪志過去就扇了路遙一個耳光，孩子哭得更兇了，張洪志竟又打了一巴掌，路遙被打得背過氣去。李菲心疼得直掉眼淚，急忙把孩子搶過來。

　　同一天，因智障女孩楊洋聽不懂話，張洪志氣得在她臉上狠掐，楊洋把淚水含在眼里不敢哭出來。李菲和佟玉玲再也按捺不住，不但和張洪志大吵起來，還報了警。她們說，在張洪志看來，“打”是他的一種管理手段，而在她們眼里，這是對孩子沒有耐心、沒有愛心的表現，甚至是一種虐童的行為。

　　對于身邊的孩子，張洪志最寵愛高考。2005年，“兒童村”還在涿州時，張洪志突發腦梗無法說話和活動，從椅子上摔到地上。當時屋里只有他和高考，僅1歲大的高考不會說話和走路，但這個孩子從屋里爬到門口，指著里面放聲大哭，引起路人的注意，張洪志被及時發現送到醫院治療。從此，張洪志便視高考為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小神童”。

　　也許是由于爺爺的寵愛，高考在孩子們中的地位很高。兩位“愛心媽媽”說，高考有時會仗勢欺負其他孩子，智障女孩楊洋臉上的很多傷疤，不少都是他的“杰作”。“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們怎么能夠健康成長？”李菲說。

　　兩位“愛心媽媽”向張洪志提出很多整改意見，希望他能夠保障孩子們的利益，但張洪志對此十分惱火，他也是因此才搬到長陵去的。“他認為我們在篡奪他的大權。”李菲說。

　　10年幫手無奈離開

　　張良是張洪志“兒童村”事業的最大幫手。他跟隨張洪志生活了10年之久，一方面像照顧父親般伺候張洪志，一方面幫他承擔著“兒童村”里的勞動。為什么在“兒童村”剛搬到長陵后不久，“村”里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辭別了呢？

　　4月10日中午，記者來到涿州馬房村張良的住處。一座破舊平房，簡單的院落，依靠一排木樁支撐著的、已嚴重傾斜的院墻，兩扇鐵門緊鎖。這就是張良的家。

　　中午12點多，張良騎著自行車回家，他在附近一處工地做小工。張良家中極其簡陋，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睡在炕上。張良熱了一碗菠菜湯，倒了約三兩的白酒，取了兩張油餅，就著一小碟蘿卜干，一邊吃飯，一邊與記者交談。

　　張良說，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后來又改嫁，他便成了孤兒。好在家里有兩套宅子，在親戚的幫助下，他艱難長大成人。10年前，當時他25歲，擺攤賣菜時認識了張洪志。張洪志聽說他的身世后，勸他去自己那里住。張良探訪幾次后，被張洪志的行為打動，后來認張洪志為干爹，過去幫忙。張洪志承諾會為他找個媳婦。

　　張良見張洪志那里孩子多，地方小，就把自家的一套宅子供給他使用。后來，張洪志提出需要更大的地方來建“兒童村”，他請求張良賣掉房子籌錢，并承諾將來會把錢還給他。張良把兩套宅子中的一座變賣了7000元錢給了張洪志。“這錢他沒完全還給我，找媳婦的事兒也沒兌現。”張良呷了一口酒說。

　　張洪志租院落建起“兒童村”沒幾年，就因經濟困難而退租了，正好那時候孩子少，就隨便搬到一處租金便宜的破房子，也就是后來李菲去的時候所看到的地方。這些年來張洪志的身體不好，“兒童村”的生活重擔幾乎都壓在張良身上。

　　張良隨“兒童村”到了十三陵又到長陵后，李秋月于今年初給他做媒，35歲的張良在長陵娶了一個比他大兩歲、離婚帶孩子的女子。張良家火炕上睡著的那個孩子就是女方帶來的。張良的媳婦答應張良會和他一起伺候“干爹”，但張洪志很不滿意這樁婚事，對張良媳婦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

　　說到這里，張良的媳婦下地干活回家，聽到張良談起張洪志，便插話說：“我們半夜睡覺，老爺子一遍遍地打電話，讓張良過去陪他睡。”張良說：“以前我都和他一起住著來照顧他。可我現在都結婚了，總不能撇下媳婦過去和他睡吧。”

　　張良說，張洪志想讓他將來接任“兒童村”的“村長”。“可那不是我想要的”，張良說他不像張洪志那樣有退休金、有兒子的供養費、有社會關系，他只是一個農民，沒能力來繼續張洪志的事業。

　　今年初，張良決定不再和媳婦、孩子留在張洪志身邊過沒有收入的日子，準備回涿州生活。臨行前，口袋里沒有一分錢的張良沒能從張洪志那里討要到路費。回家那天，總是被媳婦說成“沒用”的他，又干了一回“沒用”的事，他給長途車司機下了跪……

　　回到涿州，張良夫婦倆找“大姑”李秋月大哭了一場。

　　提到小春的事情，張良感到很意外。“看來干爹真是老糊涂了，他以前送孩子從來沒干過拿錢的事。”張良分析，因為連他也離開，張洪志帶著孩子只身在北京，可能不知所措了，因此就想把事業結束了。

　　對此說法，躺在病床上的張洪志表示將繼續自己的愛心事業，“只要活著，我就要收養孩子”。(記者 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