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為命

　　最早，王新陽定下的價格是240元一次。與醫院相比，低廉的價格吸引了很多病友。從內蒙古來的水果商魏強也來試試。第一次，他感覺不錯。但第二次就出事了。

　　那一天，他上機后，突然停電了。護士慌了。她來自農村小診所，不是專業的透析護士。她用手搖著泵，搖得很快。血路里的血流回了體內，但空氣也進去了。魏強當場就翻白眼了。一旁的王新陽趕緊拔掉血路。所幸進去的空氣不多。喝了點紅糖水后，魏強才緩過勁來。

　　304醫院透析室的李主任說，選擇脫離醫院的血透患者行為應該慎重。由于醫院以外的醫療技術水平和衛生環境并不能完全達標，包括水處理、透析液都有可能存在問題。而且國家也不允許將二手透析機銷售給個人。被醫院淘汰的機器難以保證正常運行。

　　不過，魏強卻打定主意加入。他算了一筆賬，每次透析的成本只要100元，一個月10次也僅合10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藥品，每年的醫療費不超過兩萬元。比去醫院便宜了近四分之三。

　　此時，梁軍由于享受廠里的醫療保險，透析的報銷比例可以達到80%，就回老家了。他把自己的那臺透析機轉讓給了魏強和另一個病友陳炳志。

　　隨著越來越多的病友加入，他們成為一個相依為命的“家庭”。

　　然而，即便是200多元這樣的價格，很多人也交不起。承德病友劉富忠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一起來到小院。但他沒有錢。他希望先做透析，等他賣了房再付款。看著對方痛苦的樣子，王新陽同意了。

　　就這么透析了一個月后，劉富忠一家回去了。5天后的早晨，陳炳志接到劉富忠妻子的電話：“他五天沒透了，快不行了。能不能再讓他透一次，等賣了房一定給錢。”

　　“別說這個了，趕緊來吧。”陳炳志說。

　　幾個小時后，電話又來了。“人沒了。一站起來就不行了。”

　　小院里，沉默了好幾天。“下一個可能就是我們自己了。”魏強嘆了口氣，又說：“守著機器死太可惜了。”

　　生死合同

　　2007年，李麗丹等十幾個人也走進了這個院子。在此期間，每次透析的費用已經降到了成本價100多元。

　　最初在醫院，李麗丹5天透析一次。她不敢喝水，不敢吃東西，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會在體內變成毒素。多透析一次，就意味著多花幾百塊錢。她不舍得再讓家里多花錢。

　　剛剛來到這個院子里時，這里的簡陋條件讓李麗丹有些擔心。但當血液在透析機里循環后，她全身都放松了。一次100元的費用，讓她不再害怕花錢。“想什么時候透就什么時候透。不用再憋著了。真是太幸福了。”

　　魏強最擔心的是出事故，比如死亡。這是他們所無法承擔的。于是，他草擬了一份入股合同書，規定：每個人繳納兩萬元的入股費，參加這個家庭透析行列。并強調如在透析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包括死亡，都自行負責。

　　他們都毫不猶豫地在入股合同上簽了字。“死亡”兩個字也沒有讓他們停留。“太平常了。在醫院時，有些人這次透析還看見了，下次就不見了。”李麗丹說。

　　法律困境

　　2005年夏天，三河市衛生局等部門來了，要求取締他們，把機器拉走。

　　“把機器拿走，就等于不讓我們活了。”魏強說。

　　僵持了5個小時后，執法人員退讓了。沒有沒收機器，但要求他們搬離三河。

　　他們不敢再留在燕郊了。執法人員走后，他們趕緊每人透析了一次。當晚，他們就搬家了。輾轉來到了現在的地方。位處河北與北京的交界處，院子掩蓋在高高的河堤之下。

　　按照《北京市血液透析質量管理規范》規定，開展血液透析的單位原則上應在二級(含二級)以上的醫院開展，個別符合條件的一級醫院也可開展。血液透析從業醫生、護士、技師應接受過不少于3個月的血液透析專業培訓，血液透析室(中心)應由副高以上職稱(含副高職)、有豐富臨床工作經驗的人員擔任主任。

　　“我們所做的都是違規不違法，合情不合理。”王新陽說。

　　但護士怕被吊銷執照。到年末，就走了。沒有人扎針，他們幾天沒有透析了。想去醫院，又心疼錢。

　　熬到第三天，魏強說，我自己試試吧。牙簽一樣粗的針頭扎向了自己的動脈。剜心的疼，但他沒有吭聲。王新陽不敢看，只是不停地問別人：“扎上了沒有？扎上了沒有？”

　　扎了6次。一下又一下。胳膊上腫起了一個小饅頭，扎破的窟窿有筷子那么粗。血肉模糊。但還是沒有扎上。

　　第二天，魏強起來后，又開始扎。一下扎住了。

　　資金難題

　　法律，他們無暇考慮。錢卻始終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2006年秋天，張偉東想回家。家里有妻兒老小。他找到王新陽，支支吾吾：“我想帶機器走……”

　　王新陽猶豫了一下，說：“拉走！”晚上，他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

　　從此，小院里只剩下一臺透析機了。

　　2007年5月，它突然失靈了。陳炳志正在機上做透析，只能暫停。問題不大，當晚就請工程師趕來修好了。

　　這次故障給魏強提了個醒。一臺機器，一旦出大問題，就是性命攸關的事。最好能有兩臺，甚至三臺機器。這樣才比較保險。但是，他們沒有錢。這時，病友劉建成建議，讓更多的人入股，合資買機器。“用最少的錢，活最長的命。”

　　今年3月4日，水處理機最核心的水泵燒了。沒有凈化水，血液透析就無法進行。那天，原本有4個人要透析，但剩下的水只夠一個人使用。大家自覺地讓最難受的趙春香用完這最后一點存水。這是他們的規矩。

　　必須立即再買一臺水處理機。要一萬塊錢。但錢在哪里？這一次，一個好心的社會組織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當晚就幫他們購買了一臺。連夜調試。次日凌晨，清潔的水終于再度噴涌而出。三個人立刻躺下進行透析。膨脹的身體迅速放松下來。呼吸逐漸恢復正常。

　　危機過后，魏強卻充滿憂慮。下一次，不知道誰會幫他們？“捐款就像浪一樣，一波上來，下一波不知道還在哪里？”

　　只有高額的醫保才是長久之計。

　　醫保期盼

　　其實，從2005年3月開始，發起人王新陽已經不在這里透析了。他有了北京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平均下來可以報銷85%的醫藥費。一年十萬元的醫藥費只需要承擔一萬來塊。

　　2004年10月，王新陽才知道自己也可以享受醫保了。“我當時特別高興，比天上掉錢還要高興。”他當即給父親打了個電話。父親不相信，當天又去相關部門詢問。“確實有了，但還要交3000多塊的保險費。這錢上哪兒找去啊？”王新陽頓時很絕望。最終，家里找親戚湊上了這筆保費。

　　去年8月，三河市為轄區內的尿毒癥患者提供了優惠政策。病友潘學峰說：“像我這種農村低保戶，每個星期可以免費透析兩次，由政府出資，基本可以滿足需求。不是低保戶的，則享受半價優惠，再加上醫療保險報銷的部分，最終也能報到百分之八九十。”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幾個來自三河市的病友離開了。目前，這里還剩下10個人。

　　“我們不怕等，就怕等不起。我們這里就是讓病友們能等下去，漸漸有了盼頭。既然報銷比例能從0等到30%，再等到了50%。而王新陽現在醫保的報銷比例達到了85%。總有一天，我們也會這樣。”魏強說。（本報記者 沈佳音 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