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研究報告《中國艾滋病防治相關政策分析》提出，目前主要的三類艾滋病流行的橋梁人群分三類，靜脈注射吸毒者、商業性服務工作者和男男性行為者。我國現行政策模式主要是應對前兩個人群，而對于有明顯上升趨勢的男男性行為者人群，現行工作模式效果不佳，尋找新的針對性辦法是當務之急。

　　男男性行為者是艾滋病的脆弱人群。艾滋病1981年在美國首次出現就是在男性同性戀人群中；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美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男同性戀者；至1993年年底，美國已發現的31萬例男性艾滋病病人中，62%是男男性行為者；1989年我國發現的第一例經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國人，就是有多個同性性伴的男子；在2008年衛生部報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中，異性性傳播占40.4%，同性性傳播占5.1%，男男同性性傳播則從2005年的0.4%上升到2008年的5.1%；北京地區2008年1~10月發現報告的755名艾滋病感染者中，248名因由男男同性性行為感染，已明顯高于異性性行為、吸毒感染和繼往(采)輸血感染的人數。

　　種種數據顯示，隨著性傳播已成為我國艾滋病主要傳播途徑，男男同性性傳播也成為我國艾滋病傳播的“重要角色”。

　　為了掩飾自己的性取向，多數同性戀者保持著表面上的異性關系或傳統婚姻，但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的同性性行為。男男同性戀的不安全性行為和多性伴的特點，使他們成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橋梁人群，導致病毒在男男性行為者之間、男男性行為者與其女性配偶間傳播，進而向其他人群擴散，最終使艾滋病從脆弱人群擴散到一般人群。

　　報告認為，要開展好針對男男性行為者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能遵循政府部門作為實施主體的干預模式。

　　男男性行為者人群活動的隱蔽性強，廣大的社會大眾，包括衛生部門的疾病控制人員，對這個人群缺乏認知。

　　另外，男男性行為者人群與靜脈注射吸毒者和商業性服務工作者不同，其行為并未違法。因此，如果沿用既有模式，依靠行政系統的強大力量，無法觸及到這一人群，更無法通過強制性的措施和手段來針對人群開展工作。

　　報告指出，我國針對男男性行為人群的艾滋病預防干預工作起步較晚，特別是對男男性行為人群的生存方式、活動特點和特殊需求缺乏基本了解：

　　第一，男男性行為人群多是以“家族”形式存在的，家族的結構猶如水中漣漪，內核部分是一對伴侶(類似異性戀人群中的夫妻)，兩人既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有一定的條件(主要是指場所)，且人緣特別好。在這對伴侶周圍，匯聚了一幫志同道合的人，組成核心圈。在核心圈外，每人基于自己的人脈，又延展出更大的圈子，依此外推。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員，如果不了解男男性行為人群這種生存方式，不知道把核心圈中的人物發掘出來，發動起來，根本無法開展工作。

　　第二，由于對男男性行為人群的活動特點不甚了解，許多干預措施過于簡單化。以艾滋病知識宣傳為例，如果簡單采用類似對普通人群進行艾滋病防治宣教的方式，在男男性行為人群中大張旗鼓地宣傳艾滋病，勢必會給他們貼上“同性戀”和“艾滋病”的雙重標簽，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由于對男男性行為人群的特殊需求不甚了解，許多干預措施缺乏針對性。據了解，在多項有關男男性行為人群需要的調查中，排在第一位的都不是艾滋病防治，而是性病診療。此外，男男性行為人群中的交友、被詐騙、法律糾紛和情感糾葛等問題，在需求排序中都處于靠前的位置。如果干預人員不了解男男性行為人群的需求排序，僅強調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就很難獲得男男性行為人群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這個人群的問題更加復雜，我們必須尋找更加有效的方式開展工作，而這正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重大、最迫切的挑戰之一。”報告主撰寫人楊團說。(滕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