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診所”為什么屢打不絕

　　關于一個無辜生命逝去的話題很快被淹沒在新年的鞭炮聲中。在城中村，人們的來來去去從來都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

　　沙子壩依然熱鬧，拉三輪車、平板車的人們邊坐在路旁邊等活兒邊打牌，卸貨的工人大聲吆喝著“讓一讓”，小孩子在大小車輪間追逐打鬧。

　　甚至，其他的“黑診所”依然在開門營業。

　　據了解，我國對醫療機構從業人員的資質有嚴格的規定。一般來說，要想在城市設置診所，應該取得《醫師資格證》和《醫師執業證》或相應的醫師職稱，并從事五年以上同一專業的臨床工作，才能向衛生部門申辦《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并辦理工商、稅務等手續。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非法行醫是一個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問題。2005年4月，衛生部、科技部等七個部委聯合發起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但為何“黑診所”總是屢打不絕？

　　流動人口聚集區是“黑診所”生存的溫床

　　據了解，“黑診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結合部等人員流動頻繁的地方。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貼滿了治療性病、痔瘡、人流的小廣告。一個人隨便找個十幾、二十平方米的房間，支張桌子，擺幾個空藥盒，門窗上畫一個紅十字，甚至什么標記都不用做，便可以開始堂而皇之地坐堂問診。

　　記者在安順市沙子壩周邊暗訪發現，有些“黑診所”只有一間潮濕陰冷的屋子，一塊發黑的布簾將前后隔開，前面賣藥診斷、后面輸液治療。有的衛生條件極差，各類藥品堆放雜亂，落滿了灰塵。

　　這兒大都是一人一所，沒有護士，“醫生”們也都不穿白大褂，如果不出聲詢問，很難在一群患者中將“醫生”辨別出來。

　　在位于管元村的一家“黑診所”中，3個輸液的病人或倚或躺在鋪著花花綠綠床單的病床上，屋內空氣濁臭難聞。一張《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掛在一人多高的藥品柜上方，被各種瓶瓶罐罐擋住。記者變換多個角度終于看清上面的登記名稱為“西秀區宋旗鎮上坪村衛生室”。知情人告訴記者，這屬于“異地執業”，為非法行醫的一種。

　　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等是這些“黑診所”一般的診療科目，“一般來說，看個傷風感冒肚子痛什么的，賣點藥，輸點液，大病也不敢看。”

　　也有膽兒大的。據知情人透露，有的號稱“專治”疑難雜癥，有的能“包治”百病，或抓住許多人羞于公開治療“隱私病疾”的心理，開高價甚至敲詐患者。另外，治療性病、利用B超非法鑒定胎兒性別以及做人流手術的“黑診所”也非常多。

　　流動人口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流動人口自我保護意識較弱、信息的匱乏，以及追求方便、省事和便宜的心理，讓“黑診所”找到了可乘之機。

　　白秀秀(化名)以前生病了都是“從哪家門口過就進去了”，“也不懂得看他有證沒證”，選擇就診地點時十分隨意。在目睹了鄧贊偉的死亡后，她說：“知道以后去看病還得多個心眼了。”

　　春節前，白秀秀的兒子開始感冒、發燒。吃了幾次藥后一直沒好，正月初八那天見高瓊的“診所”開了門，她又抱著孩子去看病。鄧贊偉的悲劇給她提了個醒。

　　其實，離出事診所20多米的巷口便是太平村衛生室，窗明幾凈，診療制度完備，而且可以參加“新農合”報銷，但是從患者人數上看，它與其他小診所競爭并沒有占太大的優勢。

　　白秀秀說，小診所便宜，用藥似乎“下得比較重”，“見效很快”，所以比較受打工者歡迎。

　　“我們打工的圖方便、圖便宜嘛，吃三頓藥打個針也就是十幾塊錢，要是去大醫院只夠掛個號。”白秀秀說。

　　這些流動人口也游離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之外。記者問唐想秀有沒有參加“新農合”？唐說沒有，“去年要交‘新農合’錢的時候，我們手里沒有錢，而且我們在外面打工，不知道在哪里報銷，就沒有參加。”

　　鄧贊偉的二姐夫王小明說，六七年前他在一家小診所打青霉素，忽然感到全身僵硬，“話也說不出來，手里拿著手機連號都撥不出來”，只好拼命向旁邊床上的人擺手引起注意。拔下針頭后，他躺了半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

　　后來王小明再也沒有去過那家診所，現在才明白，“那也是一家‘黑診所’”。但時至今日那里仍然患者盈門。

　　王小明說，住的時間長的人都聽過一些傳言，哪個診所以前治死過人，誰在哪個診所看病總也不見好，但人員的高度流動性把這些議論帶走了。

　　衛生監督“力量有限”

　　為什么高瓊的非法診所能夠在沙子壩生存長達10多年，那么多群眾看得見它的存在，難道監督部門看不見？

　　記者在網絡上搜索發現，在全國各地，打擊非法行醫的職能部門各不相同。有些城市是公安和工商，有的城市是衛生部門，在一些城市則由城管人員負責。

　　安順市衛生局局長吳軍證實，打擊非法行醫應由衛生部門牽頭，公安、工商等部門齊抓共管。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由衛生局擔當此項重任。

　　“‘黑診所’不能提供應有的衛生條件，不能保證醫療質量，無論是人員資質、診療水平還是操作規范都不能達標，輕者貽誤病情，重者致人死亡，危害十分大。”吳軍說。

　　據統計，安順市從2005年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以來，共出動衛生監督員1.6萬人次，監督醫療機構5880戶次，監督覆蓋率52%。取締各類無證行醫508戶次，其中游醫380戶，黑診所68戶次。

　　“非法行醫隱蔽、反復性大，成效也有一些，但總的說來我們力量有限。”吳軍說。

　　業務一科是負責全市醫療衛生機構監督的業務部門，包括科長楊莉在內共有7人，但打擊非法行醫只是這個科室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還要監管采供血、職業衛生、傳染病防治和放射衛生等。

　　“我們人手非常緊張，而且手段有限。”楊莉說。對非法行醫者，衛生監督部門一般沒收其藥品器械和非法所得，并處3000元左右的罰款，但是行政執法無法控制人身自由，不能破門而入。

　　楊莉說，每次行動前，執法人員要先去暗訪、踩點、周密布署后幾個小組同時行動。不然，聽到風聲，這些人把大門一關全跑了。

　　并且，許多非法行醫人員在“診所”里擺放的藥品都是空盒子，大量的藥品和器械藏在更隱蔽的出租屋內。人跑了，罰款根本罰不到，損失也十分有限。

　　去年8月24日，在針對沙子壩片區的專門整治行動中，執法人員一共取締了7家“黑診所”，沒收了價值上萬元的藥品器械，但只收到一家3000元的罰款，其余的全逃了。

　　逃脫罰款的人員中，就有草菅人命的“黑醫生”高瓊。

　　去年11月，安順市衛生監督所對3年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的成果進行了專門調研。在781名調查對象中，近30%的人認為政府對此重視不夠，22%的人認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配合不夠。另有19.5%的人認為衛生部門管理不嚴，主要表現在：一是衛生行政許可不嚴格，不按醫療機構區域設置規劃審批，不按程序和時限審批，對一些醫療機構的許可申請未按準入標準和條件審批，變更注冊登記、校驗工作滯后；二是衛生監督執法力度不大，對非法行醫行為沒有形成嚴打的高壓態勢；三是沒有建立起加強非法行醫監管的長效機制。

　　這份調研報告還指出，公立醫院收費高、就診不方便，一些公立醫院服務態度差，給非法行醫者提供了空間和條件。

　　楊莉說，要根絕“黑診所”，光憑打擊遠遠不夠，應該加大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覆蓋面，這樣“黑診所”的業務自然會萎縮。

　　“黑診所”的利潤有多高？

　　太平村衛生室的醫生抱怨說，“診所比廁所多”，其中一半多是“黑診所”。

　　“敢開‘黑診所’的人，多少都有點醫學知識，有的可能是農村赤腳醫生，有的是衛校畢業，或者是參加過一些培訓。”貴陽市一家個體診所醫生陳大財說，正規診所不僅要承受醫療風險帶來的巨大壓力，還要受到周邊“黑診所”的沖擊。

　　開“黑診所”的低成本使正規診所即便將利潤降到最低，也無法與之在價格上競爭。

　　按照貴州省的規定，個體診所必須達到40平方米以上，設置獨立的診斷室、處置室和治療室，治療室要全封閉，要配備高壓消毒鍋、紫外線燈等設施。至少要“一醫一護”，并建立消毒隔離制度、護士職責、醫師職責、護理操作規程等管理制度并掛在墻上公示等。

　　而且，每年醫護人員和醫療機構都要重新審驗申請執照，要交特殊垃圾處理費，要進修交學費，所有費用加起來2000多元。正規的個體診所租房時十分受限，要給護士開工資，要維持正常的衛生條件等，每天的成本至少要90元。

　　而“黑診所”不納稅，不交費，收費隱蔽，“隨便找個旮旯角就可以開張，就像‘自由職業者’，賺多少全是自己的。”

　　陳大財說，國家對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銷售有嚴格規定，“我們購買藥品和器械時，雙方要互相交換證照備案，才能交易。‘黑診所’的藥品器械從哪里來的？”

　　貴陽市一位從事高端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鄭先生私下透露，“黑診所”所需的一般器械如注射器、托盤、聽診器、刀剪鉗鑷，輔料如紗布、酒精等，在市場上都可以隨意購買并無限制，而大到幾千元的B超儀、監護儀、多普勒等設備，在一些制度不嚴密的醫療器械商處都能買到。

　　鄭先生分析，“黑診所”的藥品進購渠道可能有兩種，一是正規的處方藥，藥品批發商根本不會問手續，這“嚴格說來是違法的”；另外還有些地下藥廠生產的假藥，“三五個人整些機器設備，把白芪、黨參這些中藥打成粉末，貼標簽冒充各種藥。有些可能有益，反正吃不死人，能不能治病就聽天由命了。”

　　陳大財還擔心“黑診所”產生的醫療垃圾的去向，“國家對醫療垃圾的處理要求很嚴，比如用過的輸液管要及時將其毀形(剪斷)，再消毒、打包，由垃圾處理場的人員來收取。我們診所每個月要交60元特殊垃圾處理費。”

　　陳大財曾因未能及時處理廢棄的輸液管被上門檢查的衛生監督人員處以重罰。

　　“‘黑診所’肯定要規避這個費用，他們怎么處理醫療垃圾真應該好好查查。”這位年近七旬的老醫生說。 (記者 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