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周久耕好象是“香煙門”事件惟一的犧牲品。

　　因嘴叼1500元一條的“九五之尊”煙而聞名于網絡，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近日丟了烏紗帽。不過，香煙門的另一主角—“天價煙”絲毫未受影響，不僅沒有停產、改名，反而在節日的寒風中高價熱賣。

　　一盒“天價煙”擋住了一位處級干部的仕途，也阻擋了控煙的步伐，讓中國履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舉動顯得尷尬而無奈。

　　周久耕成“香煙門”惟一犧牲品？

　　2008年12月28日，周久耕被宣布免職。江寧區區委根據區紀委的初步調查，給出的兩個處分理由是“發表不當言論”和“公款購買高檔香煙奢侈消費行為”。

　　事實上，最初激起網民聲討的是周久耕去年12月10日要“查處開發商低于成本價賣房”的言論。隨后，周久耕2007年和2008年在不同場合的兩張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網民用紅圈標出了他手邊的“九五之尊”煙，據說他一天要抽兩包，每包150元。此后，以抽“天價煙”、開名車、戴名表為支撐的“奢侈官員”形象深入人心，周久耕被冠以“天價煙局長”“周至尊”等名號火爆于網絡，“天價煙”被看作是錢權交易的附屬品。

　　在周久耕被免職后，有消息稱“九五之尊”也將成為“香煙門”的犧牲品，為配合防腐敗目的，降價銷售甚至停產。還有報道稱，這種煙不會下市，但要將有王者隱喻的“九五之尊”更名為相對低調的“九五”。

　　2008年12月30日，本報記者就這兩個問題致電南京卷煙廠，廠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九五之尊仍在生產，而且目前沒有接到更名通知。

　　事實印證了這位工作人員的話。節日的南京市場上，“天價煙”不僅沒有斷貨、改名，反而在寒冬中高價熱賣。1月2日，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百貨商場，四五名營業員一早上疲于應付絡繹不絕的顧客。柜臺里的九五之尊價格堅挺，仍是1500元一條。營業員表示，煙價一直沒變過，最近銷量沒受到影響。

　　在這個柜臺，黃鶴樓1916價格為2000元一條，熊貓1000元一條，軟中華800元一條，蘇煙600元一條，被稱為“送禮必備”。營業員說，這類高檔香煙的銷量不錯，尤其是節日期間，往年春節期間甚至還會出現脫銷的狀況。“這么貴的煙，很多人是買來送禮的。”她說，“具體要看你辦什么事，送什么人，再按價格來買。”

　　當天，營業員還熱情推薦一款同為南京卷煙廠生產的“至尊”。這款煙的廣告詞寫道，此煙不僅僅是優良的品質，還暗示了此煙與金錢、權力的關系——“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在古代，卿相這一官位相當于今天的總理。

　　事實上，和“至尊”一樣，九五之尊最早的廣告詞也致力于搭建這一層關系。2006年一個高速路口的廣告牌上寫著：“九五之尊——廳局級的享受”。此后，這條廣告詞因輿論壓力而被撤下，在“香煙門”中，還曾被網民翻出來廣為引用。有觀點認為，緊盯天價煙彰顯了反腐的尷尬，與前不久“公費出國考察”事件類似，“香煙門”事件扯下了部分官員高端消費的遮羞布。

　　坊間的段子戲謔地表達官與煙的關系。比如“軟中華金玉溪，這樣的干部最牛氣”；還有“一等煙民大熊貓，走遍天下全報銷；二等煙民大中華，心里想啥就有啥；三等煙民芙蓉王，吃喝玩樂很猖狂；四等煙民紅塔山，小車接送上下班”；甚至有人給官位與煙品描繪了一副圖景：“普通領導，身上好煙好火；辦公室主任，身上有火無煙，桌上全國好煙；而科長級別，身上兩包煙，看人定標準。”

　　2008歲末，處級干部周久耕因一包150元的“天價煙”而付出了停職代價，其他質疑聲也一起被壓在這盒煙下。2009年新年，天價煙寒風熱賣，周久耕被看作是“香煙門”中惟一的犧牲品。

　　“天價煙”煙盒排斥腐爛的肺

　　病變腐爛的黑色肺部、潰爛的口腔和殘缺歪裂的黑黃牙齒、流膿的畸形腳趾……或是“您懷孕了嗎？您哺乳嗎？吸煙會傷害您的孩子”等圖片和警示語，如果出現在“九五之尊”的煙盒上，周久耕還會將其放在會議桌上嗎？

　　事實上，這些圖片和警示語在國外的煙盒上屢見不鮮。“生動的宣傳片和令人惡心的煙盒警示語，對控煙的作用非常明顯。”中國衛生部健康促進與教育處處長李新華博士表示，假如一個吸煙者每天抽一包煙，一年中有7000多次機會和煙盒接觸，如果能在煙包上印制警語和警示圖片，是對吸煙者很好的教育。

　　甚至在出口的中華煙包裝上，都印制著吸煙者腳部潰瘍流膿的警示圖片，出口的紅雙喜煙上則印著一個小女孩躺在病床上，套著幫助呼吸的醫療儀器，神情痛苦。旁邊的英文警示語是：不要讓孩子呼吸二手煙。

　　然而，這樣的警示語很難出現在中國的煙盒——尤其是“天價煙”包裝上。在中國，煙被分為數個檔次，抽煙代表著一種地位，一種文化。在商家看來，煙是節假日、聚會、慶典、婚宴等特定場合的“傳統必備消費品”，如果煙盒上印上上述內容，一定會影響銷量。

　　2008年12月14日，網友“西方不亮東方亮”發帖《腐敗不腐敗看照片，南京房管局長抽1500元的煙》，照片中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是鑲有藍邊的黃色盒子卷煙。在南京卷煙廠的網站上，九五之尊的包裝以古代皇家專用的杏黃色為底，配上雕琢細致的雙龍戲珠和藍色云海圖樣，帶有濃郁的“尊貴”含義。

　　九五之尊的這一包裝并未遵從《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要求。2005年中國在紐約簽署了《公約》，2006年生效。按規定，生效3年后，所有卷煙制品包裝要印上不低于面積30%、并且可輪換的健康警語，但這一舉措3年來并未實行。

　　直到幾個月前，中國國家煙草專賣局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卷煙包裝標識的規定》。不過，這份規定基本沿用了我國卷煙包裝原有內容，在警語面積上，選擇了《公約》要求的最低限度30%；警語底色允許使用與包裝底色相同或相近的顏色；警語字體高2毫米(小六號字)就算達到要求。

　　“這樣不能明確告訴吸煙者使用煙草的嚴重有害后果。”中國民間控煙組織的代表吳宜群表示，現在警示語比原來印在煙盒側面的警語字體還要小，而且警示區域的底色既不“大而明確”，也不“醒目和清晰”，警示語的一半還采用大多數中國人不懂的英文警示語，更沒有那些惡心的圖片。

　　南京卷煙廠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該廠所有產品將從1月1日起統一執行這一標準，在煙盒上印制警示標。不過，節日期間南京新街口百貨、山西路百貨的柜臺里，沒有一盒印有大幅警示圖和警語的九五之尊。

　　一位老煙民寫博客說，類似“腐爛的肺”的圖片印在煙盒上，對中低檔煙的影響不大，但對高檔香煙的沖擊顯而易見。“消費中低檔卷煙的煙民不會因為煙盒難看而戒煙，但高檔煙是用來送禮的工具，抽的人不買，買的人不抽。在走后門、疏通關系時，禮品上印著腐爛的肺，拿不出手。”

　　“控煙在這個環節遭到煙草企業的強烈抵制，執行下去需要政府的強勢推動。”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副主任姜垣說。

　　然而，在2008年11月19日的南非德班國際控煙大會上，在討論關于煙草包裝警示語的實施準則時，大多數國家都贊成不作修改地通過，但中國代表團發言稱，使用腐爛的肺等圖片警示很困難，因為中國煙盒上的名山大川是歷史文化的積淀，放上難看的圖片是對廣大公眾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盡管從法律上、健康上中國不反對，但從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礎上有保留意見。

　　據媒體報道，一位來自中國煙草專賣局的人士在會上發言稱，“目前我國高檔卷煙的消費中以禮品形式的轉移消費占了很大份額，由于包裝的巨大改變，將可能導致我國的高檔卷煙從禮品形式的轉移消費領域快速減少或退出，還可能導致高檔卷煙的價格回落。”

　　當晚，中國被與會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煙灰缸”獎，“頒獎詞”是：“寧要漂亮煙盒，不要公民健康”。

　　“以稅控煙”的絆腳石

　　“天價煙”的禮品文化，讓最近呼聲甚高的“以稅控煙”構想遭遇尷尬。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去年12月16日發布了一份“以稅控煙”的報告。這份名為《中國的煙草稅收及其潛在的經濟影響報告》援引數據稱，中國每年約100萬人死于與吸煙相關疾病，占全球此類死亡人數的1／5。如果將煙草稅率從目前水平提高到零售價格的51%，也就是每包卷煙增加1元錢的從量消費稅，則吸煙者人數將減少1370萬，340萬人的生命將得以挽救。與此同時，政府稅收將增加649億元，這些稅收可以作為醫療保障的資金來源。

　　報告的撰寫者，四川大學衛生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毛正中告訴本報記者，報告結論基于一個叫“價格彈性”的數據，即煙變貴，抽煙的人顯著變少。不過，他在調查中發現，中國煙民對卷煙“價格彈性”很小，也就是說，即使煙變貴，抽煙的人也不會因此而戒煙。

　　毛正中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學校做訪問學者，他發現，國外的卷煙種類很少，每個國家都在10種以內，而中國的卷煙一度達到2000余種，最近兩三年煙草企業兼并后，現在市面上還有200多種卷煙。

　　這份報告里用紅色字體標出：“(彈性較小)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卷煙的價格有很大差異，從1.00元／包到超過100.00元／包，于是，當卷煙價格變化(提高)時，吸煙者很容易轉而購買更低價格牌子的卷煙，而勿需戒煙。”

　　這份報告還指出，由于卷煙價格的差異范圍很大，大幅度地提高從量稅對吸高端煙的吸煙者影響不大。目前根據市場的認可程度，一般將行業內的一類煙(不含稅調撥價每條100元以上)定位為高檔煙。毛正中告訴記者，這部分卷煙目前已經征收了45%的從價稅，但市場對一類煙的需求仍比較旺盛。一份公開資料顯示，2005年中國煙草行業共生產一類卷煙牌號65個，產量323萬箱，銷量由2002年240萬箱增長到2005年330萬箱，保持年均30萬箱的增長量和12.5%的增長率。

　　那么提多少煙稅，能讓局長們不再抽“天價煙”呢？

　　和這套“以稅控煙”遭遇的尷尬一樣，中國控煙之路還相當漫長。2006年《公約》在中國生效，2007年中國卷煙生產量21413.8億支，銷售21395.9億支——在中國政府簽署《公約》后的4年中，卷煙的生產量和銷售量增加了約14%。

　　“《公約》條款的實施準則對締約方并不具有剛性的約束力，僅靠道義的力量來約束。”姜垣表示，如果沒有法律的支持，控煙效果“很不樂觀”。 （記者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