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把高校共青團工作納入危機事件的預防和干預體系中，體驗式活動更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幫助學生樹立珍愛生命的意識，鍛煉學生克服困難的意志和心態

　　9月30日~10月11日，南京高校3名大學生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今年10月發布的數據表明，我國15~34歲的人群中，自殺是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18.9%。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騰訊網教育頻道，對7080名大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9.3%的大學生有過極度心理體驗，比如極度失望、極度憤怒、極度孤獨等，但僅有8%的大學生尋求過幫助。同時，55.1%的大學生認為高校應該加強生命教育。

　　自殺是危機事件，目睹自殺現場的人同樣會受到心靈創傷。受傷的心靈怎樣修復？危機發生時，誰能伸出挽救的手？近日，記者走訪了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中國農業大學等5所重點高校，試圖揭開自殺危機背后，生命教育的神秘面紗。

　　悲傷輔導：把悲傷留在過去

　　“聽到有人自殺和在現場看到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某高校一名大四學生曾經親眼看到一個女生墜樓，“很長一段時間心情都非常壓抑。”

　　2007年5月14日凌晨，北京某高校一名女生從34號學生宿舍樓7層墜下身亡。有住在該樓的女生回憶，那天晚上根本不敢一個人回宿舍，現場周圍的自行車過了好多天都沒人騎走。

　　危機事件發生后第二天，該校心理協會召集20多名現場目擊者進行“悲傷輔導”。同學們敞開心扉，說出了自己的感受，“一個人的時候，經常會回想起人從高空墜落的慘象：粉身碎骨，遍地鮮血”。“有很多怪異的想法，特別容易想起恐怖片中的情節，幻想出鬼魂游蕩的樣子”。

　　“互相交流，反而能消除恐懼心理。”心理協會的負責同學說，“悲傷輔導”首先是主持人引導大家討論，再告知大家真實情況。

　　談開以后，他們又做了心理游戲叫“洞口余生”：同學們圍坐一圈，在靠門的位置留下一個空位作為“洞口”。游戲模擬的情景是在一個即將倒塌的山洞里，有一群登山隊員。逃生的洞口每次只能出去一個人，每個人都想早出去，越到后面越危險。大家依次陳述自己出去的理由，然后一起表決第一個出洞的人，剩下的人再討論決定下一個出洞的人。

　　經過對自殺事件原因分析、感情分享和游戲體驗，同學們的情緒得到了舒緩，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選擇自殺肯定是有難以承受的痛苦”、“自殺的代價是生命的結束和親人的痛苦”、“自己對生命有權利做出選擇，但是不能只想自己，要考慮生命中每一個人的利益”。

　　“與自殺者越熟悉，危機之后的心理創傷越難以平復，對于不同的人群，要采用不同的輔導方式。”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胡鄧說。

　　2007年5月16日，北京某高校一名博士生墜樓身亡。事件發生后，該校心理咨詢中心負責人迅速趕到現場。當天下午，心理咨詢室對其同班20余名同學進行了“悲傷輔導”。

　　“團體輔導一個小時之后，我們進行分類。普通同學繼續團體輔導；七八個和死者關系比較好的同學到另外一間咨詢室進行小組輔導；和她同宿舍的同學則做個案輔導。”該負責人介紹，個案輔導持續了兩個月，每個星期安排一次咨詢。

　　北京協和醫院博士生王昊天說，團體輔導主要是讓大家獲得團體支持的力量，在共同討論中發現有道理的和有幫助的東西。小組輔導的針對性要強一些。個案輔導通常是“一對一”的，由心理咨詢師直接提供心理疏導。

　　清華大學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劉丹認為，危機事件發生后，不僅要對學生進行“悲傷輔導”，處理事件的老師、輔導員也要接受心理輔導，只有老師心理健康了，才能幫助學生走出陰霾。

　　事實上，學生自殺之后，輔導員要一次次上報材料給學院、學校，每上報一次都要重新面對一次死亡的事實，每一次都是對心理承受力的考驗，有輔導員因此而離職。

　　“一旦有危機事件，輔導員壓力特別大，會對自己產生很大的懷疑。”清華大學的一名本科生輔導員說，班里曾經有個學生因為抑郁癥離校出走，出事之后，他也去了心理咨詢中心，“雖然咨詢師說的我都懂，但是有個人說說，提提建議，可以緩解很多壓力。”

　　危機干預：事關生死的心理救助

　　“請問你覺得從6樓跳下去會死嗎？”200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北京某高校學生心理互助熱線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里的聲音異常冷靜、鎮定。

　　“當時非常緊張，我盡量保持聲音不顫抖。”當時接線的博士生參加“接線”一年多了，根據他的經驗，打電話來如果情緒比較激動的話危機還不是很嚴重，這樣鎮靜的來電者卻是最危險的。

　　不到一分鐘，電話掛斷。情況緊急，通知完心理咨詢中心所有在北京的老師后，這名博士生調動了一些接線員，兩人一組騎著自行車分頭尋找電話的位置。

　　唯一的有效信息就是來電的號碼，這是個公用電話，只能用人力搜索的方法，“一邊用手機撥打來電號碼，一邊聽周圍有沒有電話響。”后來他們鎖定了電話所在的宿舍樓，聯系了相關院系的輔導員，最終找到了那個打電話的學生。

　　中國農業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副主任宋京晶告訴記者，心理危機干預的最佳時間，原則上是在事件發生的24小時內，最遲不超過72小時。

　　據了解，目前北京各高校普遍建立了“班級——院系——學校”三級危機干預預警機制。每年新生入學的時候，都會有大規模的心理普查，心理咨詢中心根據評估結果約談學生，做初步的危機心理甄別，對有嚴重心理障礙或者精神疾病的學生進行轉介。

　　大部分高校的心理普查是采用大學生人格問卷，通過探查學生的苦惱、焦慮、矛盾等癥狀，了解學生對自己身心健康狀態的評價和咨詢要求。

　　“‘常常失眠’、‘想輕生’、‘對任何事都沒興趣’，這是問題人群的幾個特征。”人大商學院某班級心理委員胡晶晶說，“心理普查發現了癥狀表現明顯的學生后，心理咨詢中心會組織約談，確認有心理障礙的學生后，還會建議做進一步的心理咨詢，同時反饋到各院系，我們心理委員平時會特別關注他們。”

　　“2007年人大共發生33起心理危機事件，2萬多人的學校，危機事件發生的概率是很低的，這得益于平時的預防和干預體系。平均計算，人大每周有0.92次危機干預。”胡鄧說。

　　據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劉海驊介紹，2007年，北大各院系常規排查危機上報131人次，危機臨時匯報25人次。

　　宋京晶告訴記者，農大的心理危機干預體系按嚴重程度分成了紅、橙、黃、藍、綠5個級別。對于紅色預警，需緊急啟動心理危機干預，對當事學生實行24小時有效監護，確保學生生命安全。對自殺未遂和存在明顯傷害他人企圖的學生，由學院派專人陪同馬上送到專業精神衛生機構進行專業救治。而對橙色和黃色預警，同樣需立即實施心理危機干預，對當事學生實行有效監護，確保學生生命安全。藍、綠2級危機事件，只需報學生工作部，及時對當事學生的心理危機開展預防工作。

　　危機識別：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你為什么要死？”“想好怎么死了嗎？”“你死了爸爸媽媽怎么辦？”某高校心理熱線接線員說，在接到暗示自殺的電話時，接線員通常會問這三個問題，識別危機的等級，為干預爭取時間和提供重要信息。如果來電者3個問題都回答得井井有條，危機就很嚴重了。

　　“只要能及時發現自殺行為的前期征兆，并進行有效干預，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師范大學教育與心理科學學院院長胡衛平說，80%的自殺者在自殺前都會有一些征兆，如突然與親人、朋友告別，找出自己很早以前的錯事，向同學道歉，將自己珍貴的東西送人等，行為上有安排后事的跡象。

　　農大某學院學生會心理部部長高英男告訴記者，他平時會特別注意同學的情緒、舉動變化，比如某個同學幾天不出門、不上課、突然易怒易哭等，他就會主動和他談心，再向他周圍的同學了解情況。每個月他都向學院老師上報心理危機排查情況，學院再上報給心理咨詢中心，心理咨詢中心約談之后，再把結果反饋回來。

　　“學校規定輔導員每個學期至少和每個學生談兩次話，總時長不少于兩個小時。”據清華大學某學生輔導員介紹，他們上崗之前會有包括學生心理教育方面的培訓，講授危機識別和干預的方法。

　　他還給班里的每個學生都建立了成長檔案，對貧困學生和成績稍差的學生特別關注，“真正有問題的學生防御心很強，不會主動談起自己的心理感受，只能靠輔導員或者周圍同學的細心觀察。”

　　“心理健康教育的選修課是最火爆的，根本選不上！”今年北京市某高校網上選課系統開通的第一天，統計學院學生鮑金輝上午打開網頁，沒想到“心理健康教育選修課”就顯示名額已滿。他很好奇去旁聽，教室里200個座位竟然全坐滿了，他和二十幾個慕名而來的同學站著聽完了兩堂課。

　　宋京晶說，高校第一課堂的主動性和預防性，是任何一種教育方式都無法取代的。加強健康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可以促進心理健康基礎知識的普及和學生自我意識的教育。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大學生生命教育實際上已經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之中。

　　“一個正在事業上升時期的銀行家蒙冤入獄，他將如何解救自己？怯懦囚禁人的靈魂，希望重燃身的自由。”人大心宇社曾經組織過很多經典影片的解讀講座，《肖申克的救贖》也是其中之一。心宇社的社長孔淇說，單純預防自殺的活動太生硬，效果也不好，他們就請專家解讀經典影片，把生命教育的內容滲透在講座里。人大平均每天有3場講座，“競爭”激烈，心宇社的“影片解讀”卻保持了場場滿員的上座率。

　　生命教育：我們差得還很遠

　　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調查顯示，45.7%的大學生認為目前高校生命教育缺失；44.7%大學生認為團學組織的活動不能滿足學生心理需求。

　　胡衛平認為，雖然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三級或者四級(宿舍——班級——學院——學校)心理危機預警機制，但是監控機制并不是很嚴格，對問題學生的監控并不到位，這都是導致危機事件高發的客觀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對生命教育缺乏應有的重視。”胡衛平說，小學、中學只關注“升學”、“高考”，生命教育的不到位導致了大學生沒有對生命的思索，不知道生命對自身、對家人朋友、對社會具有怎樣的意義。

　　另一方面，當今社會快速發展，大學生面臨著多元的價值觀沖擊，享樂之風、虛無主義、速食面愛情等讓一部分大學生感到困惑，再加上社會競爭加劇和就業困難，現代教育越來越缺乏人文關懷和價值關懷。現在的大學生多為獨生子女，在父母的極度愛護下成長，基本上沒遇到過什么挫折，一旦遇到困難，很容易迷茫、焦慮，不能自我調節，一些人最終選擇自殺逃避現實。

　　“包括生命教育在內的大學生心理素質教育要改進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增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色彩。”胡衛平告訴記者，現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是學生處在做，他建議把高校共青團工作納入危機事件的預防和干預體系中，“體驗式活動更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幫助學生樹立珍愛生命的意識，鍛煉學生克服困難的意志和心態。”

　　劉海驊告訴記者，目前生命教育的困難之處在于，北大各種各樣的活動比較多，課堂上大家都能介入心理健康教育，在課下大家的參與性就不夠，真正問題嚴重的、需要幫助的人不一定能夠參與進來。另外，整個北京市高校專職心理教師力量不足，比例為1∶4000，而發達國家是1∶1000。

　　除了專業人士欠缺，胡鄧認為開展大學生生命教育的投入也不夠。“生命教育需要做體驗式、互動式的教學，很多學校的設施還比較欠缺。而且心理咨詢中心和學生處‘混居’，會讓學生感覺這里有‘官氣’。”他認為，應該把心理咨詢和學生活動結合起來，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分，還應該建立生命教育工作坊等專業化平臺服務于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