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控煙工作進展很緩慢，政府在控煙方面的立法、執法缺乏力度。”擁有諸多控煙組織義工工作頭銜的控煙活動家臧英年教授在談到中國的控煙現狀時嘆息。

　　今年已經76歲的臧英年，稱自己為“控煙老義工”。這位退休后回國的美籍華人，16年來奔走呼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控煙。

　　“控煙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臧英年總結說，“一是防止青少年吸煙；二是協助煙民戒煙；三是避免二手煙危害他人。而要做好這三項工作，需要社會、學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引導、宣傳和監督。”

　　但中國現在的吸煙狀況讓臧英年很痛心：“社會上隨處可見吸煙者；許多家長、學校老師都吸煙，沒有給青少年樹立良好的榜樣；學生之間彼此鼓勵吸煙。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人管。”

　　至于造成這樣一種糟糕局面的原因，臧英年認為一是不存在嚴格的約束力量，對煙民形成的壓力不夠大；二是缺失幫助煙民戒煙的正確手段、方法和制度；三是許多政府官員、家長、醫生、教師和知名人士都是吸煙無度，對社會風氣形成了不良的影響。

　　“煙癮是一種慢性病，戒煙不能光靠煙民自身的毅力。”臧英年說。他將煙民戒煙時碰到的問題總結為四個“不”，即不敢、不肯、不必、不會——煙民不敢戒煙，是因為忍受不了戒煙的痛苦；不肯戒煙，是由于具有一種‘抽煙導致的疾病離自己很遠’的錯誤觀念；而現在中國整個社會環境、社會風氣縱容煙民吸煙，到處都可以吸煙，沒有戒煙的必要；煙民也不會戒煙，因為不知道戒煙的正確方法是什么。

　　此外，受二手煙危害的人大多十分被動，不知道怎么規勸、制止他人吸煙，也不知道吸煙對環境的危害。而現在報紙、電視上變相的煙草廣告更是誤人匪淺。“現在電視拍煙草廣告，不明著說某某煙，而是說某某集團，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煙草廣告，怎么就可以默許這種廣告大行其道而不加禁止呢？”臧英年憤慨道。

　　而要解決當前中國控煙面臨的諸多問題，臧英年認為首先政府必須加強控煙力度，應該通過全國人大選舉通過《煙草防治法》，制定具體法律法規實踐、標準和強度化控煙措施。“在中國，民眾其實還是樂于響應政府號召的。我這次去‘鳥巢’看奧運比賽，里面規定看臺、廁所都不準吸煙，就沒發現有人在那里吸煙。這說明如果有嚴格的規定約束，煙民是能承受得了的。”政府能做到的至少有三點：第一、增加煙草的稅收，這樣至少可以讓年輕人和窮人買不起，降低了吸煙率、減少了吸煙量，又增加了國家稅收。現在中國征收的煙草稅一般為30%左右，遠低于美國的70%以上的稅收。第二、按國際規定在煙盒上印吸煙導致的疾病圖片，中國雖然加入《世界控煙公約》，按規定是應該早就將那些圖片印在煙盒上的，但中國總喜歡拖到最后一年才開始執行。第三、加大媒體公關宣傳，做大量公益廣告。

　　另一方面，需要共青團、婦聯、全國總工會等各種組織和團體的力量。要有維護自己集體中成員健康的意識，形成風氣；要讓戒煙成功的人去傳播、宣傳自己成功戒煙的經驗；最后，不抽煙的人要挺身而出為自己的權利而戰。但是同時，中國更要加強和推廣戒煙的服務和治療。

　　“控煙問題在中國是可全民介入的最重要、最有意義也將最有成效的活動。”臧英年強調，“我認為比舉辦一屆奧運會、關注奧運會中國又得了幾塊金牌等更有意義。因為控煙關系到所有人的健康，對所有人都有切身的幫助。”

　　中國今天的控煙工作并不需要從頭起步。臧英年認為，可以借鑒國際上其他國家好的控煙方法，然后針對中國國情擇優選用。“兩年前美國的布倫博格基金進入中國，給中國的控煙提供資金，不久前比爾·蓋茨基金會也宣布要支持中國控煙工作。現在的問題是外國資金都進來了，中國政府、企業家們在控煙問題上又該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