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快讀

　　今年的“六一”兒童節，地震災區的孩子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有關專家指出，這種“轟炸式”的關心過后，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記者在災區目擊了幸存孩子的種種異常表現：渾身淌汗的天氣卻捂著大口罩幾天不肯摘下來；對“媽媽沒了”的事實，孩子出人意料地平靜，平靜得讓人害怕……一個又一個令人揪心的故事警醒我們，對于災后兒童心理修復工作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我們要有一個充分的估計。對災區孩子的心理干預應該是個長期持續的過程，要有政策跟進，更要有制度體系支撐。

　　□有關部門應制定長期心理干預計劃和機制

　　□以此為契機出臺心理預防方面前瞻性政策

　　包扎孩子心靈的傷口

　　“在地震災難中幸存的孩子，幾乎都有種種心理問題，其中80%不能自愈，迫切需要進行心理干預治療，而且是長期的干預。”申靜對記者說。

　　37歲的申靜是湖北省獅子山勞教所民警，擁有心理學碩士學位，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5月21日，她和潘麗華、王桂梅等人，通過衛生部和四川省綿陽市政府的批準，以湖北司法心理救助小分隊的名義來到綿陽九洲體育館，申靜是領隊。

　　幾天時間過去，他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有50多名志愿者加入進來，小分隊的名稱也改成了“希望九洲”，被衛生部人士稱為心理救助示范站。

　　作為示范站，他們的任務有三：組織協調培訓志愿者；組織兒童活動天地，如小書攤、小朋友作品自我展示；“掃篷”，逐一進帳篷調查，并進行被他們稱為“包扎”的初步心理干預。

　　一個炎熱的中午，在“希望九洲”敞開式帳篷里，記者與申靜等人進行了長談。

　　不肯摘口罩的孩子

　　大熱的天，4歲半的張玉華躺在帳篷里不愿出來，渾身淌汗卻戴著個口罩。

　　媽媽讓玉華摘下口罩，他不干：“他們在外面打藥，要毒死我！”

　　申靜觀察半天，發現小玉華的活動范圍就是一床被褥，手緊緊抓住媽媽。媽媽要出去，他又用腳勾媽媽。

　　媽媽說：“這孩子變得太黏人。”

　　而申靜則發現了問題：這孩子因為受了巨大的刺激而極度缺乏安全感。

　　張玉華是北川旋坪鄉人，地震中親眼看見爺爺被埋，媽媽背著他走了幾十公里山路逃了出來。

　　申靜伸出手去，想握玉華的手，他沒有理。

　　申靜跟他媽媽說話，手輕撫他的頭和手，發現他的頭點了一下表示同意媽媽的話。

　　“玉華，你長得好漂亮啊，看看你嘴巴漂亮不？”申靜輕聲細語地問。

　　玉華把口罩摘下了一點。

　　“阿姨看看你嘴巴上有什么東西。”

　　玉華往后退，又拉上了口罩。

　　申靜發現玉華的手上有根線，說：“這線阿姨可以給你變個娃娃，行不？”

　　申靜真的把線攤在地上，繞成一個娃娃狀。玉華的眼睛亮了。

　　“到我們那邊去玩吧，我們那邊有好多玩具，還有小朋友一起玩。”

　　玉華跟媽媽一起來到了“希望九洲”志愿者們設置的兒童活動天地。這里有一個圖書角，申靜陪他看一本《王婆賣瓜》的圖畫書。

　　“你知道他賣的是什么瓜嗎？”

　　“西瓜。”

　　“什么？聲音很小，我聽不見。”

　　玉華把口罩摘下半邊掛在耳朵上，說話聲漸漸大了起來。

　　申靜向記者解釋了她這么做的原因。她說，經歷災害的孩子有很重的喪失感。一下子，家沒了，親人沒了，老師沒了，同學沒了……他們的生活就像一個被打碎了的瓶子，如何讓孩子走出陰影，盡快恢復常態？這時書就是常態的一部分，他有書看了，常態的生活就回來了一部分，然后他在這里找到了同學、朋友，有老師教讀書，有朋友可以做游戲，他的生活碎片就這樣被一片片地找回，就開始慢慢恢復常態。

　　果然，當天下午，申靜感覺到有人扯自己的褲腿，回頭一看，竟是小玉華。更令她驚喜的是：玉華戴了幾天不摘的口罩不見了！

　　第二天，母子倆要離開了，玉華特地來向申靜告辭：“阿姨我們要走了。”從他臉上可以看出，活潑的天性漸漸回到了他身上。

　　“沒了就沒了”

　　對于曲山小學7歲的一年級學生珊珊，潘麗華說自己用盡了辦法。

　　珊珊的媽媽遇難，在重慶打工的爸爸直到5月18日才找到她。

　　一見面，爸爸大哭著說：“媽媽沒了！”

　　但珊珊卻說：“沒了就沒了。”神態很是冷淡。

　　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珊珊什么也不說，只是自顧自地玩。

　　潘麗華說：“你的手臟，吃東西要洗的，不然要得病。”

　　珊珊卻說自己的手被地夾傷了，很痛，不肯洗。

　　珊珊的同桌死了，她班上的同學只逃出來四五個。

　　潘麗華告訴記者，這是一種悲傷隔離，或者是悲傷延遲，因為7歲的孩子在經歷這么大的災難后，會變得極端無安全感。這是一種典型表現，可能會伴隨一系列退縮癥狀，如與旁人疏遠，與親人感情變淡，對未來失去信心等。

　　珊珊的父親不以為然，覺得珊珊是個沒心沒肺的孩子，連媽媽死了都不當回事。潘麗華與他溝通，要他多陪陪女兒。

　　5月24日，一對夫妻找來，哭著說，今天是兒子婁薛峰的生日，本來訂好酒席要好好過的，可是兒子現在已經沒了。想找幾個曲山小學的孩子一起，來給兒子過過生日。

　　申靜、潘麗華她們趕緊找了幾個孩子，給這可憐的孩子做了一個永遠的10歲生日。

　　婁父對申靜說：我們在地震中救了一個女孩，她媽媽死了，爸爸在重慶打工，到綿陽后我們把她交給了110警察。如果找到她，我想收養她。

　　婁父說的正是珊珊。夫妻倆一見到她就去抱，但珊珊卻快步往后退，說：我不認識你！

　　申靜說：“她這是選擇性遺忘。”

　　申靜們的擔憂

　　珊珊這樣的孩子，在地震災區不在少數。申靜說：“只有用愛，才能救孩子。”

　　申靜在工作中有這樣的切身體會：如此短的時間，還不能說是心理干預，只是一種創傷包扎；有專家認為應該對災難后幸存的孩子進行介入式訪談，但我們不贊同這樣做，與孩子交流悲傷是件殘酷的事，可能再次傷害孩子。我們采用的方式是漸入式的。

　　吳鵬是曲山小學五年級學生，是個調皮的孩子，表現欲強，申靜“掃篷”時發現了這種情況，認為他是自我防御心理強，以此防御、掩飾自己的情緒。

　　另一批志愿者介入了吳鵬。他們用的是成功教育法，對吳鵬大加稱贊，稱其“班長”。開始還比較謙和的吳鵬越來越自我膨脹，跟小朋友在一起玩時常常是這樣的語氣：你給我站住！你，給我去干那事！敢不聽話！

　　申靜很是擔心。她認為這種支持是虛假的，就像沙灘上壘的風景，經不得浪打。

　　果然，幾天過后，已經離去的吳鵬父親打來電話說：孩子回來后，兩天打不起精神，不吃不喝的像傻了一樣。

　　吳鵬失去了表演的舞臺，更加失落。申靜說，他不亞于又一次遭受傷害。

　　還有一個小姑娘，失去了18個家人。申靜還不想去接近她，因為關注她的人太多了，小姑娘反而更易脆弱。那些幾乎不懂心理學常識的人的關心，可能會一次次地揭開她的傷疤，讓她一次次地受到更多傷害。

　　申靜認為，心理干預是個長期的過程，“包扎”只是初步的干預，而干預治療則需要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就需要一個長期的延續性的過程。

　　因此，申靜想通過記者向社會呼吁，一定要有一個部門或機構出面牽頭，建立心理干預的制度體系，整合全社會的力量，并加強培訓，對震區人群特別是兒童進行持續有效的心理干預。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傾聽、陪伴和真誠的愛這些內容，比任何技術和技巧都有用。(記者 胡新橋)

　　(文中兒童姓名均為化名)

　　政策制度要盡快跟上

　　又是一個兒童節，卻因為災難讓人揪心。

　　“究竟有多少兒童因為地震心靈遭受創傷，很難統計出來。這么大的災難，這么多的人數，可以說學界和業界以前從來沒有遇見過。對于災后兒童心理修復工作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恐怕要有一個充分的估計。”中國心理學界危機與災難心理救援項目組成員、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易春麗博士今天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

　　回到從前是最好的治療

　　本報采訪的諸多專家的一個相同看法是，要盡快給孩子們一個類似學校的安全的學習環境，這對于孩子們心靈的恢復有莫大的好處。

　　“這樣一種結構化的生活會對人有好處。孩子們會下意識地感覺回到了原來的生活環境，對于生活又重新有了期待。”易春麗說。

　　“首先，要盡快讓孩子們和家人親人建立聯系，多交流，盡量多地呆在一起；其次，盡快恢復上課，回到原來的學習狀態；最后，要盡量讓孩子們之間多游戲，這是為了在巨災之后增加他們的安全感，科學已經證明，游戲是增加安全感最有效的活動。”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宗春山今天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

　　據悉，在汶川地震發生后第九天———5月21日，中國地震災區的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學”開課。在其他受災地區，也陸續有“帳篷學校”搭起。

　　然而，回到從前的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樣簡單，有若干細節問題需要注意。

　　“經歷了這么大的事，再要讓孩子們像從前一樣學習暫時不太可能，需要對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進行必要的調整。要減少孩子們的課業負擔，因為創傷后孩子們的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學習跟不上，那么有可能會讓他們對自身的價值評價更低。所以建議多上些和正課無關的輔助課程，比如音樂、美術、舞蹈、手工等等，不太需要動腦的課程最好。”易春麗說。

　　艱巨任務期待政策跟進

　　面對著數量巨大的災后兒童群體，我國的心理治療人員隊伍顯得有點單薄了。

　　“本來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詢師就很少，能夠針對兒童的咨詢師就更少了。孩子們需要關心、愛心，你得和他們建立安全與信任的關系，才能走進他們的內心，建立溝通的橋梁。”易春麗說。

　　合格的兒童心理工作者的短缺使得相關政策的跟進已經勢在必行。

　　“有關部門就此問題制訂一個長期的計劃是非常必要的。”宗春山認為。

　　據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林崇德介紹，5月16日教育部召開的有關會議上已經作出部署，下達了三項任務：立即著手編寫一本災后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小冊子，為學生、教師、社會包括家長和領養孤兒家長等相關人員提供指導；6月份將派出一批心理專家在北京或到災區，對學校教師，特別是班主任進行培訓；立即著手中小學心理教育資源建設，例如制作心理疏導內容的光盤等。

　　此外，教育部副部長陳小雅提出要建立熱線電話和網絡系統。

　　“除了災后兒童之外，我們還應該關心他們身邊的人。任何心理專家也不可能陪伴他們一輩子，最終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還是他們的父母、親人。地震之后，孩子們的家人必然也會受到心理沖擊，情緒失常，而這必然又會影響到孩子們的成長。”易春麗說。

　　針對這一問題，易春麗介紹了一種干預策略，就是讓受災的人和正常的人更多地接觸，甚至是生活在一起，讓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情緒可以逐步影響孩子們。

　　“如果可能，是否可以從各個地區抽調一些教師支援災區，減少災區老師部分的工作量，這可能有助于他們有時間化解自己的哀傷，同時又不會剝奪他們上課的權利，可以讓他們在工作中尋找生活的意義。而抽調的心理健康的老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給受災的學生提供新鮮的血液，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安慰。都是心理有創傷的人在一起，也許不利于創傷的康復。”易春麗說。

　　宗春山認為，在政策上，對于孤兒和非孤兒還應該有所區別。“對于孤兒，我們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領養機制，確保他們健康的成長。對于領養家庭評估工作將會是未來的重點。”

　　易春麗在給民政部起草的《關于孤兒收養問題的建議書》中指出，要“對收養家庭進行收養前的心理培訓”，進行“對收養家庭的追蹤指導”，還要建立“收養家庭退出收養的機制”以及“提供和孤兒收養相關的科研和培訓方面的支持”。

　　“長遠來看，我國應該以此為契機，多制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比如定期在學校里組織教育培訓，讓所有孩子都明白災難來臨時的自我保護和心理調整。”宗春山說。(實習生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