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方新，中國心理學界危機和災難心理救援項目組成員，北京大學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主任，是中國行為治療、心理創傷治療、催眠治療方面的專家。

　　5月17日，方新隨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副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申繼亮教授率領的心理援助團，赴災區進行為期7天的心理援助。

　　她的感言是，同那種巨大的創傷相比，不管我們怎么做，都太微弱了

　　這是一個特別調皮的孩子，大家都已經有點煩他、疏遠他。我只是走過去擁抱了他一下，就因為這個擁抱——大家愿意親近他、接受他了。

　　更巧的是這擁抱的一刻被另一個拿相機的孩子拍了下來，拍照的孩子也是從災區逃出來的。志愿者在教他用相機四處拍照，幫助他找回自信心和控制感。

　　這張照片我備加珍惜，我把它發給在后方支持我的同事們。他們說，這一刻，我不是專家，我更像是一個母親，在擁抱自己的孩子。

　　我每天都要對很多的人說，“你很正常”

　　我們的第一站是成都中醫藥大學。那里安置了兩百多名從災區逃出來的孩子，還安排了兩百多名“生活老師”，對他們進行一對一的幫助。

　　這些“生活老師”，其實也不過十七八歲，他們要給這些十四五歲的災區孩子們當“爸爸媽媽”。他們自己也都是孩子，但是他們本人，卻沒有人來給他們愛。這些人如果沒有人來做心理關懷，心也會枯竭。

　　我們迅速把這些“生活老師”組織起來，成立了20個小組，讓他們互相交流溝通。

　　一個看起來小小的“生活老師”對我說：“我也覺得我有毛病了，我老感覺大地在抖。我在床上，感覺床在抖。我在凳子上，覺得凳子在抖。我只好在面前放一杯水，感覺大地在抖的時候，就看看那杯水，到底有沒有抖。我會自責，我是一個大小伙子，怎么這么神經質？”

　　我鼓勵他，這是人在非正常環境中的正常反應，是你的智慧的表現。我還問周圍的孩子們，你們覺得他聰明嗎？大家都說他很聰明。在災區，我每天都要對很多的人說，“你很正常”，“這是正常的反應”。

　　上完課之后，他們更有信心了。

　　別讓孩子再次受到傷害

　　我左手抱一個孩子，右手抱一個孩子，孩子在我懷里大哭，我就是他們的媽媽。

　　媒體在我身后拍照，我用我的背擋住，不讓記者拍到孩子們的臉。有記者拿著相機鉆到前面，從我的胳膊底下拍孩子哭泣的臉。后面有記者罵他：“你講點道德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這樣是有攻擊性的，會傷害到孩子。”我抱著孩子們，特別感謝說這句話的記者。我遇到的媒體，99%是非常善良的，他們自律著，一邊流淚一邊記錄。

　　志愿者們在給孩子們做群體性輔導，有個別的小孩子不停地哭泣。不能做團體的，就會送到我這里來個別輔導。

　　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一直哭個不停。他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沒有了，是他哥哥拖著他逃出來的。他跟我說當時的情況，我就安靜地聽著，能感覺到，他很喜歡在我這里呆著。小孩子會尋找母性，他這時候需要安全和保護。他不多說，我也不會多問下去。

　　有人告訴我們，孩子們一遍又一遍地被媒體采訪，很多人在采訪中受傷了，他們需要保護。隨行的基礎教育司的領導們馬上發文，說要將學校保護起來，接受媒體采訪要有管理，不能讓孩子重復地接受媒體的采訪，受到次生傷害。

　　沒有男人女人，北川人北京人，大學老師中學老師，只有人性中最真的東西

　　在災區，讓我哭得最厲害的兩次，一次是在帳篷學校的復課典禮上，另一次是給老師做哀傷輔導。

　　在綿陽，離九州體育館不遠處，兩座帳篷學校搭起來了，帳篷中間還豎起一面國旗。

　　5月19日，正好是全國哀悼日，14點20分，校長向孩子們宣布要復課了。基礎教育司的姜司長本來不想出面說話，我說：“您是中央派來的看望孩子們的領導，您一定要講話，讓孩子們知道您是中央來的，孩子們是有人管的，是安全的。”他講話后，孩子們看起來很受鼓舞。

　　哀悼日那一刻，我站在國旗底下，哭得稀里嘩啦的，所有人都在哭，臺上的領導、臺下的孩子、周圍的記者。這個時候，人們需要的是宣泄，把自己的情感盡情地釋放出來。

　　此夜，在綿陽中學，天做被，地做席，看著星星，我跟綿陽外國語學校的一位老師聊起了教育，聊這場災難中的人性，我被這些老師們感動了。

　　全國的心理學專家很少，不可能給每個孩子去做援助，一定要分級，進行金字塔式的分層培訓。專家只能做老師、志愿者的輔導，給大家一套心理援助的方案，再讓他們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

　　北川的老師們讓我特別感動，很多老師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但他們知道，老師在此刻對于孩子們是多么重要——很多孩子還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只要有老師在，孩子們就會感覺到安全。

　　老師們自己的傷口還在流血，卻沒有時間躲到一邊去舔。

　　我對他們做哀傷輔導，大家抱在一起哭，那時沒有男人、女人；沒有北川人、北京人;沒有大學老師、中學老師。只有人，只有人性中最真的東西存在。

　　晚上，我們住在帳篷里面。我不用考慮帶什么首飾，換什么衣服。什么都不用，一種簡單的、原始的生活，恨不得臉都不洗。

　　我不知道自己能起多大的作用。同那種巨大的創傷相比，不管我們怎么做，都太微弱了。我是學心理創傷專業的，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能做多少就應該去做多少，否則人就會認為自己太無助、太無能，會有枯竭感。

　　你卻沒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綿陽帳篷學校里，我們是最早一批進駐的心理援助專家。人們都覺得很新奇，帳篷里面充滿了熱情，受災群眾、媒體朋友擠滿了帳篷。專家和志愿者們幾乎擠不下腳了，只好不停地喊話，叫人們散去，給孩子們留一點空間。

　　孩子們是那么可愛，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悲傷與驚恐。但你會覺得，你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如果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專業的心理咨詢師進行援助，那該多好。

　　你卻沒有那么多精力陪伴那么多孩子。

　　大多數孩子心理都是正常的。我們讓大家一起游戲，兩個人先互相介紹，自己叫什么名字，喜歡的游戲是什么，讓這兩人交好朋友。這兩個好朋友再去找另外兩個好朋友互相交談介紹，大家慢慢地融合成一個大集體。我們努力讓孩子們有一個身份再認同的過程。讓他知道：我以前是北川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現在，我是九州帳篷小學三年級一班學生。這樣一種身份再認同，會增加他們的安全感。

　　兩個小時的培訓，所有的人都在高溫下的帳篷里，孩子們也滿頭大汗，但他們誰也不愿意離開。活動結束時，孩子們背著新書包，有了新課本，三三兩兩，手牽著手，成群結隊地走出帳篷——那種放學回家的感覺，仿佛這場災難已經遠離。

　　孩子們經過這場災難，還處在一個原始的狀態，并不能開展高層的認知活動，因此我們建議帳篷學校盡量開展一些音樂課、體育課、手工課。

　　教育部還為90萬中小學生印發一份心理自助的小冊子，這是北師大的老師們在北京做的。我們前線的專家也不斷地往后方反饋，小冊子句子不能太長，要符合兒童在那種特殊時期的閱讀習慣。很快，手冊的定稿就傳回成都并印刷出來。第三天，我們去另外一所帳篷小學，看到小冊子已經發到孩子們手中，政府此時的行動速度讓我們感動。

　　在災區工作，一個獨特的地方是：每個人都處在極度焦慮的狀態，所有的情況你都不可能弄得太清楚。你去了之后才會發現，事情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樣，也有可能不是別人告訴你的那樣。(方新口述/楊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