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年齡平均下降2歲

　　利用高科技智能作案數量在增長

　　犯罪手段成人化不計后果慘無人道

　　犯罪團伙有的已形成黑社會組織雛形

　　司法管轄門檻過高大量危害社會行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表明，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未成年人犯罪案呈不斷上升趨勢。2007年全市共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511起，刑事涉案未成年人達1307人。

　　隨著廣州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價值觀念、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齡、類型、手段、方式上呈現一些新特點。

　　犯罪年齡低齡化

　　以前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齡為16至18歲，而近幾年則為14至16歲。據統計，從2000年到2007年，廣州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平均下降了2歲。據統計，在14歲至16歲初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占12%，出現了“危險的14歲”的現象。其中，在校生與閑散未成年人犯罪形勢十分嚴峻，分別占34%和66%，而閑散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明顯多于非閑散未成年人。這些閑散未成年人絕大部分是輟學生和流失生，游離于學校之外，多數有過學業失敗的經歷。其中，閑散未成年人大部分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犯罪類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財產犯罪案件為主，其中搶劫、盜竊、搶奪犯罪尤為突出，約占未成年人案件的89.32%。此外，殺人、強奸、綁架、傷害等惡性案件也時有發生。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還出現在毒品案、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2007年8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黑龍會”案件，該黑社會性質幫派的全部成員除一人外均由“80后”人員組成，其中有3名骨干成員是未成年人。此外，發生在校園周邊針對在校學生的敲詐、搶劫等各種案件，已成為社會、學校、家庭關注的焦點，個別學校周邊案件的頻繁發生，已嚴重影響到了在校學生及家長的情緒，危及學校的正常秩序和該地區的社會治安。

　　犯罪手段成人化

　　盡管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但他們的犯罪手段卻日趨成人化，廣泛采用成人犯罪的方法、手段。

　　其一，未成年人作案性質趨于惡性化。部分未成年人在作案時，不計后果、慘無人道，在犯罪過程中，對被害人沒有絲毫同情憐憫之心，有的殘害被害人肢體，有的為消滅證據而滅口。

　　其二，網絡犯罪日益增多。網絡的興起已深刻影響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由于相應的法規和監管制度并不完善，且網絡犯罪具有較大的隱蔽性，越來越多未成年人參與了利用網絡傳播淫穢信息、進行詐騙等犯罪活動，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新問題。

　　犯罪形態團伙化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夠的體力、智力、膽量和經驗，結成團伙可以互相壯膽、減少作案阻力，易于得逞。據統計，60%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屬于團伙作案，糾集多人，相互利用。一種是由未成年人糾合在一起，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另一種是由成年人控制、教唆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這種情況具有普遍性。特別是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擁有嚴密的組織結構、作案紀律和防偵破措施，已形成黑社會組織的雛形。

　　犯罪方式智能化

　　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來越先進。例如在通訊工具上使用手機、對講機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車甚至小轎車。實施高科技犯罪也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如利用國際互聯網制作、傳播、觀看淫穢物品，竊取、更改、復制電信號碼，竊取上網賬號及密碼等。未成年人反偵查能力不斷增強，實施犯罪之前精心布署，作案后偽造現場，毀滅、轉移證據。廣州作為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青少年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智能作案的數量，近些年有相當比例增長。

　　犯罪原因剖析

　　記者通過對有關材料的分析挖掘，發現這些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有很多共性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其一，社會底層家庭。由于家庭收入低、父母素質低，未成年人基本上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甚至要過早地扮演成人角色，承擔掙錢等家庭責任，直接面對社會問題的沖擊，這使農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的比例相當大。其二，動蕩家庭。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的孩子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應有的家庭呵護和約束，容易在外界的不良干擾下形成變態人格、表現出反社會行為。家庭關系的不和睦也會對未成年人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生活在不和諧家庭中的少年，往往表現出心事重重、性格抑郁的特征，更容易輟學或者結交不良朋友，被引誘走上犯罪道路。其三，不懂得教育方法的家庭。有的父母由于角色認知偏差，或過于嚴厲，或過于驕縱，不能有效地與孩子溝通；有的父母重學習、輕品德、輕心理、輕閑暇活動，導致孩子性格的缺陷或偏差；有的父母漠視孩子的權益，虐待孩子，忽視孩子；更有的父母自身有違法犯罪行為，把自己的錯誤認識和行為傳授給自己的子女。

　　二是學校教育的缺位。其一，學校角色的缺位。一些學校以學習成績最大化為教學目標，課程設置僵化，學生管理混亂，忽視了對學生的公民意識、道德觀念、行為規范、心理疏導等教育。針對一些行為偏差學生，個別學校缺乏教育熱情，甚至為了學校名譽把受過違法處分的學生開除了事。其二，教師角色的缺位。很多學校不重視德育、心理、法制等教師的配備，一些學校的法制副校長流于形式、形同虛設，教師的功能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一些教師贊揚少、批評多、體罰多、歧視多，師生關系出現危機。

　　三是社會教育的缺乏。其一，社會矛盾沖突和價值失范的影響。城市化、人口流動及社會結構變動，造成就業、就學、福利、娛樂等各方面的一些不均等現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以權謀私等消極腐敗現象干擾社會生活。在各種消極因素影響下，一些青少年思想偏差、行為失范，走上違法犯罪歧途的有所增多。其二，不良社會文化的影響。黃色錄像制品、黃色網站、淫穢書刊以及暴力性影視作品都會對未成年人的感官與精神造成較大的刺激。

　　四是預防體系的缺失。未成年人犯罪前處于閑散狀態的，占到61.4%，其中一半以上犯罪之前有不良行為，這部分少年游離于社會控制之外，是違法犯罪的高危群體。對存在不良行為的閑散未成年人的有效防控，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徑。但在我國，刑法規定犯罪人必須年滿16周歲才負刑事責任，而年滿14周歲的也只有出現法定的八種違法犯罪行為才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有了很大的管理空缺：不滿14歲的或已滿14歲不滿16歲少年的不良行為不屬于司法管轄范圍，司法管轄門檻過高。這樣做的結果是，大量危害社會行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從而排除在司法管轄領域之外，造成很多青少年違法后得不到及時的處理及預防。

　　預防之對策建議

　　剛剛閉幕的廣州市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政協委員們發出建議，呼吁建立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聯合防線和預防網絡，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才能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做到標本兼治。政協委員的建議包括：

　　一是建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官方信息平臺，以政法委牽頭，充分利用公、檢、法、司、教育、共青團等部門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網絡，建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動態數據庫系統，規范統計口徑，加強定量分析，定期發布未成年犯罪狀況白皮書。

　　二是扶持從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社會團體，各級政府部門可采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組織各種專業團體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務，如在社區設立青少年社會工作站點，由各專業社團開展綜合服務。同時要建立起一支相對穩定、專業支撐、充滿活力的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隊伍，并以青少年社會工作者為核心，募集志愿者組建一支龐大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隊伍，專門從事社區預防和教育工作，進一步加快推動廣州市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隊伍職業化、專業化。

　　三是完善以家庭為基礎的成長監護體系、以學校為基礎的素質教育體系和以社區為基礎的青少年幫扶體系構成的預防教育體系，大力開展“平安家庭”、“和諧家庭”建設，在加強學校素質教育方面，調整課程設置，增加公民意識、青春期教育、心理、法制、自我保護等素質教育內容，在建設社區服務平臺時，要設置青少年事務社區工作站，組織社會群體參與青少年社區服務。

　　四是加強維權機制，成立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辦公室，作為保護未成年人的專門工作機構，積極開展以保護未成年人人身自由權、受教育權為重點，開展拯救流浪乞討兒童、關愛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和留守兒童、幫扶困難失學兒童等專項工作，并加強校園周邊環境整治、開展打擊黑網吧專項行動、整頓文化市場、監管網絡等青少年公眾傳媒空間等工作，凈化未成年人成長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