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正式啟幕的北京醫改中，被提及了近三年的“小病進社區，大病(轉診)去醫院”概念，因缺少大醫院的改革配套，難以發揮“疏導患者合理就診”實效，將在大醫院和社區的“診療共同體”中得以“矯正”。

　　或許我們也可以做一個通俗化的理解：“小病進社區”這樣一個美好的初衷，因為在社區很難真實享受到大醫院專家門診的高質量服務，導致原定“從今年1月1日起沒有在社區首診而直接去大醫院就診的，醫藥費將不予報銷”制度，受到患者的抵制而不得不“重新詮釋”。

　　新的改革不再強制“專家支援社區”，也不再強制“患者小病進社區”。這是一個務實的決策。但并不等于不再探索節約醫療成本的社區之路，而是要重新探索用市場化的道路實現社區與大醫院醫療資源的平衡，達到不通過強制而實現“社區首診”的目的。實際上，原有的“小病進社區”，什么是小病，什么是大病，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一個小感冒的背后可能隱藏著大病，標準難定，患者自然不放心。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表示，改革關鍵是要確立社區衛生站和三甲大醫院相同的疾病診斷標準，“按患者的病情需求配給相應級別的醫生和適宜的醫療資源”，構建大醫院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共同體”和暢通的“轉診通道”，患者不再排隊，在社區衛生服務站即可接受與大醫院統一標準的規范診療。

　　這樣的目標非常誘人，但用什么方法建立統一標準的規范診療，具體路徑仍然模糊。是通過社區衛生站設備的完善？還是診斷“程序”的完善，抑或是通過遠程醫療形式與大醫院專家直接對接？如果離開了人本身，離開了在診療過程中起決定因素的“專家”，二者的“接軌”談何容易？

　　北京的“看病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現實演繹：過于集中的優質醫療資源必然“樹大招風”，再富集的優勢醫療資源也捉襟見肘，北京患者只能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排隊候診”的漫長隊列。

　　如果不把優秀的專家資源和醫療設備從過于集中的配置方式中解放出來，實現更大范圍、更均衡的合理分配，建立衛生服務站與大醫院統一標準的診療規范同樣可能流于空想。因此，不論是中央、北京市政府和大醫院，有義務積極主動地對醫療資源匱乏地區承擔起均衡醫療資源的責任。硬件投資主要由政府來承擔，而軟件的醫療人才的培養與建設，則需要通過“解放醫生”來實現。

　　對于后者，北京醫改方案透露的信息則讓人看到了曙光。據悉，方案將鼓勵專家在完成基本醫療服務之后的業余時間，自愿兼任完全遵循市場規律的醫院“特需服務”，或應聘社區坐堂行醫，抑或吸引社會資本自己辦診所辦醫院，滿足更多患者對專家的求診需要。

　　該政策意味著，有執業醫師資格的人，可以在兼顧醫院本職工作的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四處行醫，從而使醫生擺脫現有對醫院的單位依附關系，成為自由執業的社會人。直接效應是平衡醫療資源，變“大量患者上北京”為“少數醫生下基層”，既為基層百姓懸壺濟世，又為基層培養人才，大大降低社會醫療成本，“看病難”問題有望緩解；間接效應是醫生勞動價值的提升，“大處方”對醫生收入的影響降低，“看病貴”問題逐漸可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