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聲稱“社區醫生”的陌生人敲你家門，說要給你做個健康檔案，你會開門嗎？恐怕多數人都會將他們拒之門外吧，畢竟，這年頭，大家都有很強的防范意識，小心一點才不容易出錯。可這樣一來，居民是放心了，上門做建檔工作的醫生卻委屈了：我們盡心為大家服務，怎么就是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呢？

　　類似這樣的矛盾，在我了解到的各地建檔過程中并不少見。本來，建立一份記錄居民健康狀況的檔案，不僅可以為他們日后的疾病診斷提供詳細的依據，還可以幫助專業人員分析他們每個人的健康狀況和健康風險因素，并據此采取干預措施。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好事”，卻在實施初期，就面臨進行不下去的尷尬，讓人不得不嘆一口氣。

　　到底問題出在哪兒？我覺得，是方法錯了。從解決問題的邏輯上說，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要解決什么問題，然后根據這個問題去想辦法，并詳細論證各種法子的可行性，最終選出最有效的一種予以實施。這是一種本著“問題導向”做事的方式。

　　回過頭再看給老百姓建健康檔案這事。我們先設計了一個極為詳細，長達好幾十頁的問卷，再拼上人力，上門入戶進行宣傳實施。滿以為這樣公益的、惠及老百姓的做法可以得到認同，卻忽略了居民可能存在的逆反和對陌生人不信任的心理。這就是“方法導向”做事帶來的弊端，就像生產制造一個產品，它的科學性嚴謹性都夠，可就是因為沒有考慮市場上消費者的接受度，最后只能以滯銷而告終。健康檔案其實也算是個公共產品，所以會有同樣的問題。如果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初，實施者能進行換位思考，就不難想到老百姓的顧慮，也就不會吃閉門羹了。 當然，收集資料碰壁還只是建檔過程中遇到的麻煩之一。據我所知，在北京，收集上來的居民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實信息。這種情況，實在是讓人擔心，因為相比較收集不上資料而言，假信息的惡劣影響更甚。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歸根到底還是“方法導向”——只考慮到了問卷的科學性，忽視了老百姓的接受度。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私人信息，即便是朋友都未必肯透露，更不用說是相對陌生的社區工作人員了。憑什么要我把家里的收入，以及家庭成員間的感情狀況等敏感問題全盤托出來，誰又能保證這些資料不會外泄？于是，為了應付差事，就有了填寫假信息的舉動。

　　面對老百姓的不理解、不合作，可能實施者會說：“我們也不是非要刺探人隱私，只是因為這些看似不相關的問題，真的與健康管理有著很大的關系。”這一點，我不否認，但必須提醒的是，人家本來就不信任你，填個表都是迫于無奈，怎么會老老實實回答你這些私人問題？建立健康檔案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事。

　　現在，問題的根源找到了，就該考慮怎么辦了。

　　第一，上門入戶建檔不如到小區去做活動、搞講座。現在追求健康的人越來越多了，請幾個專家，到社區搞個講座，肯定會有不少人捧場，趁著大家在興頭上，好好宣傳一下建立健康檔案的好處，自然有人心甘情愿地去填表備案，而這時他們填的信息，也多半不會是假的。而且，社區醫生跟居民混個臉熟，以后辦起事來也事半功倍。此外，社區醫院可以行動起來，要求每一個來看病的患者都填表，效果也會不錯。

　　第二，建立健康檔案不是只針對已經有病或想防病的人，而是針對所有居民，所以只是搞講座、登記病人信息還不夠。我認為，健康管理是一個社會性問題，不該只是醫療部門的人負責，而應該發動社會各個部門共同去做。比如，讓買經濟適用房的居民入住時填寫健康信息，就能解決很大一部分問題；再比如，很多健康管理咨詢機構、保健品公司等都會有自己的客戶資料，這部分內容是不是也能讓政府有效利用起來？我覺得，未嘗不可。

　　第三，一個人的耐性是有限的，無論是誰，看到一份上百道題目的問卷，都會不自覺地打退堂鼓。所以，應該適當地將問卷精簡再精簡，不要急于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私人問題最好能避則避，至少開始不要問；避不開的不妨換個說法。比如，詢問家庭收入是為了以后制訂方案時能根據其經濟狀況選擇最優的，這種想法是好的，但畢竟大多數人都將這視為隱私，那就不如拐個彎，問他上的是社保、醫保還是商業保險，以便從另一個角度達到目的。

　　最重要的是，在做所有工作之前，都應該健康教育先行，尤其要保證這項工作的實施者(社區衛生服務管理中心工作人員)自己先建立起對“健康”的正確認知。現在大部分人對健康與否的認識是建立在疾病基礎上的，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誤區。沒病不等于健康，所以健康管理本就不該只是老年人、病人關心的，它對所有人都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如果通過不懈的教育、宣傳可以讓人們認識到“有生命的健康一定需要科學的管理”這一點，做起建檔工作，相信也會簡單得多。(陳元平 中國人民大學培訓學院(健康管理學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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