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衛生廳為了加強醫德醫風建設，建立對醫務人員規范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在《關于實行醫務人員醫德考評制度實施辦法(試行)》的討論稿中規定，諸如“病人投訴及核查、違反職業道德受到衛生行政部門處罰、收受或拒收紅包和商業賄賂”等等情況，都將被寫入醫德檔案。

　　設立醫德檔案的制度善意，是不難理解的。畢竟，提高醫務人員職業道德素質和醫療水平，是要通過不斷的制度探索來實現的。

　　問題是，設立醫德檔案，到底能不能發揮出預期的效應，使醫務人員真正告別那種極度趨利化之下的“離心離德”行為，順利實現醫德回歸呢？

　　這種醫德檔案規定的內容涉及諸多方面，其中有些內容較為空泛抽象，有些內容較為專業，對于普通公眾來說，很難做出有效的界定。如果醫德檔案只是由醫方界定，那么，在醫療衛生行業競爭極其殘酷的今天，又有哪個醫院愿意砸自己的牌子，告訴公眾他們醫院有“缺德醫生”呢？顯然，由于缺乏獨立的第三方介入，這種醫德檔案也許只能是自說自話。

　　更重要的是，設立醫德檔案的這種管理視角，一開始就陷入了某種誤區。對于醫療衛生行業出現的種種令人遺憾的問題，比如“收取紅包、天價醫療費、茶水發炎”等現象，不應該簡單歸咎于醫務人員道德修為的失敗。需要一個健康正常的醫德環境，沒有這個前提，一切就都是空談。

　　我們理應認識到，在醫務群體中，道德淪喪的只是極少數人，如果讓所有醫務人員都與之共同背負起道德的黑鍋，這對整體醫務人員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而真正應該為醫德現狀埋單的，恰恰就是長久以來醫療體制內的種種積弊，其中積弊不除，建醫德檔案求醫德建設，只能是水中樓閣。誰都清楚，離開制度安排的倫理環境，就根本無法衍生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道德。畢竟，以制度建設為內容的制度倫理環境，才是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根本。

　　從這個意義看，要想實現醫德回歸，簡單地建立一紙檔案是靠不住的。惟有中國醫改最終具備足夠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醫務人員在道德批評方面才不會成為醫療體制的替罪羊，廣大醫務人員才會真正恪守職業操守，高度敬業，來捍衛其形象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