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農民繳費多，所以得到的也多———這依然是以“市場”的原則來作判斷。可在醫療保障方面，我們現在恐怕要考慮的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可以有差別，但也許不該過大。

　　這幾天，在醫療保障方面，可算是好事連連。前天剛剛聽聞，到2014年，“居民醫療費用70%將由政府和社會支付”；昨天又見到，2009年“全國新農合籌資水平要達到每人每年100元”，而且從2010年開始，“全國新農合籌資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年150元”。

　　這些措施順應民心，一定能得到社會的肯定。不過，我對五部門日前下發《關于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仔細琢磨了一番，感覺一些內容仍有改進之必要。

　　其一，“新農合最高支付限額要達到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6倍以上”，然而，“最高支付限額”以“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來計算，到底是否合理？

　　以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7年各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例，排列第一的上海高達10144.62元，排列第二的北京也有9349.63元；但是，排列倒數第二的貴州僅為2373.99元，排列倒數第一的甘肅更是只有2328.92元。按此計算，“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上海是甘肅的4.36倍。就按以上的口徑，以“6倍”計算(且不說“以上”)，上海的“最高支付限額”可以達到60867.72元，而甘肅則只有13973.52元。同樣患一種病，當“基本藥品”的價格在全國都受到控制之后，難道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的醫療收費還會相差4倍多？退一步說，如果治療同一種病，都可以按“最高支付限額”報銷，假設在上海花了8萬元，那么除去報銷的費用，自付部分僅為19132.28元；假設在甘肅，即使是看病只花一半的錢，即4萬元，報銷后的自付部分仍為26026.48元，要比上海高出6894.20元。收入少的地方農民反而自付的多，這合理嗎？

　　可能有人會說，上海的農民繳費多，所以得到的也多———這依然是以“市場”的原則來作判斷。可在醫療保障方面，我們現在恐怕要考慮的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可以有差別，但也許不該這么大。何況疾病給人們帶來的風險是雙重的：既要去醫院看病，必有大額支出；又不能參加生產，以致生計中斷———以“市場”的思維來制定政策，后果則是“馬太效應”———“富的得到的更多，窮的失去的更多”。

　　其二，已是“老生常談”，這就是：地方政府“分擔”的經費似乎越來越多，今年加到40元，明年加到60元。

　　僅從一項制度看，不多，今年每人才增加20元，明年每人也不過再增加20元。但是，現在關乎民生的方方面面可都在“大干快上”。剛有“新農保”要地方配套，按55元計算，西部地區每人11元，中部地區每人33元。話音剛落，新農合又加碼了。從全局看，還有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五保”供養，等等，加起來這可是一筆大數，地方財政能否承擔得起？

　　還是重復一下過去討論“新農保”時說過的話：“可能需要對地方財政分擔的相關支出的總額做個評估，根據縣級財政的‘總盤子’，實事求是地提出分擔比例，以保證政策設計不落空。”“落空”的意思就是：政策的用戶得不到實惠或者得不到貨真價實的實惠。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告訴了讀者幾個好消息。好事不嫌多，在本文結尾時，為前后呼應，再報告一個。這就是衛生部昨天說的“新醫改方案公布不表示醫改設計已完成”。如今陸續與公眾見面的新政策也好，新說法也好，都是這個好消息的力證。所以，在這里嘮叨幾句，其實也就是想給決策部門提個醒，但愿好事辦好。

　　□唐鈞(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