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家基本用藥目錄有兩套方案，一是農村版、一是城市版，這雖然符合目前中國的國情，現階段被認可，但是我希望到2020年這兩者能合二為一。 ”昨天，來自醫療系統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省立醫院院長許戈良和全國人大代表、安徽中醫學院藥學院副院長戴敏告訴記者，公立醫院醫改是“最難啃的骨頭”，這場攻堅戰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市民短期內對其期望值不能太高。

　　關于醫改：公立醫院改革，是場“攻堅戰”

　　2010年1月，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改革試點啟動，肥西縣嚴店鄉的葛大爺去村衛生院看病，發現實行醫藥零差率后，藥費一下降了50%。

　　“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改革是投石問路，嚴峻的問題在后面。 ”許戈良告訴記者，公立醫院改革是一場任務艱巨、工程龐大的攻堅戰，“基層醫療衛生改革是為公立醫院改革做鋪墊，從容易的入手，這是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公立醫院能否改革成功是決定醫改是否成功的關鍵環節。 ”

　　現在蕪湖和馬鞍山試點公立醫院改革，兩者的側重點不同。蕪湖實行醫藥分家，藥品由政府成立的藥管中心統一招標、配送，取消15%的加成。馬鞍山則推行管辦分開。 “公立醫院試點將用3年時間探索出一套改革模式，到2011年底，全省所有公立醫院能否推行醫改，效果如何，市民對此期望值不能太高。”

　　關于亂開藥：常見病開處方，定個“框框”

　　“同一種病，用什么藥，劑量多少？中國10個醫生也許對同一個病例能開出10種不同的治療方案，每個處方都有其道理，怎樣對醫生進行監管？目前，國外的做法是制定診療規程，確定臨床路徑，“他們是積累某一單純病例10年的治療經驗制定標準，然后所有的醫生遇到該病例時都結合患者的實際情況遵循該標準，限制其亂開藥”。

　　醫療系統如此龐大，如何監管？許戈良表示，在中國也需要對常見病例進行規范治療，對這一病例用何藥、用量多少制定標準加以監管。 “在醫改的初期只有對醫院加強監管，等有序了，才能再提高。”

　　關于投入：政府資金投入，別撒“胡椒面”

　　新醫改方案中提出，試點改革的公立醫院將取消15%的藥品加成，并通過政府合理補償，增設藥事服務費并將費用納入醫保等途徑，保障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但許戈良認為，由政府補貼，數目太龐大。

　　“以省立醫院為例，藥品收入占醫院收入的43%，這部分收入每年約5000萬元。如果取消15%的醫藥利潤，由政府補齊5000萬，安徽有那么多公立醫院，這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財政投入不能保證醫院的正常運轉，不能保障醫生的工資，醫生會喪失積極性。“省立醫院一年180萬的門診量，如果醫生沒有積極性了，看病難的問題更得不到解決。如果醫生工資下降了，影響了積極性，醫改將不能算成功。”

　　“雖然說醫院可增加藥事服務費、提高技術服務費，但這些不還是患者埋單么？”戴敏代表亦認為，政府投入要權衡好三者之間的關系，“政府投入不能像撒胡椒面一樣給每個公立醫院”，國家應該對公立醫院范圍進行重新認定，對服務費收取低的公益醫院多增加政府投入。此外，戴敏舉了成都市武侯區人民醫院的例子，該醫院通過民間資本注入、精細化管理、人性化考核等一系列創新舉措，降低就診費用。數據顯示，2008年武侯區人民醫院病人就醫費用和住院費用較成都市級醫療機構平均水平分別低22%和62%。 “社會資本進入，帶動公立醫院服務機制、體制改革是個有益的嘗試。”戴敏教授說。

　　關于用藥：基本藥物目錄，城鄉“二合一”

　　2010年，合肥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分別達75%、60%和50%以上，前兩者的最高支付限額也將分別提升到上年度當地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城鎮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雖然現在我省投保人數和覆蓋率很高，但是醫保還是把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城鎮職工分為三六九等，三類人醫保可使用的金額也不同。

　　“因此，國家就基本用藥目錄設置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基層版，給農村居民使用的；一個是城市版。”許戈良認為，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不應有這種用藥不同的歧視，“雖然這是由于我國農民多的國情決定的，現階段可以理解，但是到2020年，等到醫改取得階段性目標成果時，兩種用藥目錄應該合二為一。 ”

　　看病，不能看醫生臉色

　　場外聲音：省城吳先生昨天給記者發來一郵件，吳先生說，近年來，各地醫療糾紛總體上漲的勢頭雖然得到了遏制，醫療糾紛總數有所下降，但停尸鬧事例數、嚴重威脅醫務人員人身安全例數卻居高不下。最為嚴重的是，由于少數醫院醫德醫風不正，患者住院看病，竟然要看醫生的臉色，吳先生自己就遇到了這樣的事，由此，鬧醫糾紛不斷，他希望代表、委員能積極呼吁，提高醫療服務質量。

　　場內傳聲：吳先生的聲音通過記者傳進全國兩會后，引起我省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委員的關注，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蚌埠市委主委蘇學云對此表示，醫院應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和患者滿意度，把預防醫療糾紛作為治本之策。一方面加強醫德醫風建設，不斷提高醫療水平，改善就醫環境，提高服務質量。另一方面加大對醫生正面宣傳的力度，醫生是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主義的典范。另外，蘇學云同時建議，為解決醫療糾紛，可以成立醫患糾紛調處中心，建立健全醫患糾紛預防和調解機制，組織力量定期排查，依法打擊“醫托”、“號販子”和“職業醫鬧”。(安徽商報 陳釀 武靜 祖春玲 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