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號已經掛到51了。”12月19日，在北京的北醫三院，每個角落都站滿了人，掛號窗口前擠了近50人，排在藥房門口的隊伍也足有15米長。

　　2009年被稱為“新醫改元年”，每一個和醫改相關的政策都敲打著百姓的神經。當記者打電話給朋友詢問看病現狀時，電話線的另一端頓時像開了鍋：

　　“我老公凌晨3點多去協和醫院幫我掛專家號，沒掛成！”

　　“每次感冒去醫院都得花幾百元，已經習慣了！”

　　著名衛生經濟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李玲告訴筆者，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GDP年平均增長9.7%，但醫療費用的增長率卻是18%，差不多兩倍于GDP。“看病貴”成了老百姓心頭揮之不去而又日益擴大的陰影。

　　另一方面，“看病難”問題也一直存在。大者如協和醫院，擁有幾千張床位也無法滿足患者需要。正因為如此，2009年新醫改的帷幕一拉開，就引起公眾的持續關注。

　　看病難：考驗的不只是社區醫院

　　群眾反映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是“新醫改”要著力解決的難題。長期以來，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質量和醫療條件不能滿足群眾的基本就醫需要，不合理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導致群眾看病紛紛涌向大醫院，造成這些醫院超負荷運轉。

　　“社區醫院起著守門人的作用。它會告訴患者，是否有必要到大醫院就診。”李玲表示，要改變老百姓看病難的現狀，就需要加強社區醫院的建設。

　　據介紹，新醫改要求加大對地方衛生院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建設和投入，讓百姓小病進社區醫院，大病進綜合性醫院，康復回社區醫院。然而，社區醫院似乎總不能讓百姓放心看病。

　　北京市民唐勇林曾在開心網上描述自己在社區醫院就診的“不幸”：周四在家洗澡時被熱水燙傷，到水碓子醫院簡單包扎，告知周六能好。不料周六拆開時發現，傷口處長了無數水泡。后來去朝陽醫院，大夫告知，當時若妥當處理，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在社區醫院工作多年的劉鎮(化名)認為，社區醫院最缺的是人才，中國不同級別的醫院水平相差很大。醫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進入不同級別的醫院，幾年后的差距非常明顯。于是，醫學院的畢業生鉚足了勁兒地往大醫院擠，愿意去社區的人很少，留在社區的幾年后也會陸續離開。

　　“哪個有抱負的年輕醫生愿意在社區待一輩子呢？很多時候社區醫院都淪為‘開藥房’和‘轉診站’。”劉鎮認為，社區醫生應該由在大醫院經過規范培訓的醫生組成，而他們的培訓和以后的職業待遇，也應有制度保證，這樣才能留得住人才。

　　看病貴：繞不開醫藥分離難題

　　“醫藥分家肯定是好事，至少醫生不會開些不痛不癢的藥。”重慶的楊女士拿出今年8月在重慶市外科醫院看頸椎病時醫生給她開的藥，這些藥包括一盒消炎鎮痛的洛索洛芬納片，一盒止痛消腫的青鵬膏劑和兩盒頸痛顆粒，一共花了203.72元。

　　“這些藥肯定能緩解疼痛，但治標不治本，如果醫生事先跟我說一下這些藥治什么，我肯定就不要了。”楊女士醫保卡里的錢已經用完，這200多元她自己掏了腰包。

　　據了解，不合理用藥現象非常普遍。其中，高檔抗生素的濫用已成為一大“公害”。“管住醫生的手”成了患者的普遍呼聲。

　　為根治這一頑疾，今年10月2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國家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與現行規定價格相比，45%的藥品會降價，平均降幅達12%左右。

　　11月23日，《改革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的意見》發布，基調是提高診療費用，降低藥價，逐步改變醫院以藥養醫的體制。

　　盡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士擔心，這一改變會不會造成藥價和診療費兩頭高的情況。在出版社工作的高小姐說：“藥貴我都習慣了，哪次看病不花個幾百元？要是診療費再提高，我就真受不了了。”

　　李玲表示，高昂的藥費僅是造成“看病貴”的原因之一。“看病貴”實際上是醫療費用貴，而不僅是醫療價格貴。

　　“掛號費免了，藥品、檢查的單價降了，但醫院完全有能力讓你多做一個檢查，多吃一些藥。從整體上看，醫療費用還是降不下來。”她說。在劉鎮看來，改變“以藥養醫”的體制，降低藥費，方向是正確的，但如果只是粗暴地分開，政府的財政補貼不能到位，醫院將會面臨生存問題。

　　但是，“以藥養醫”的轉變難度之大，超乎人們的想象。劉鎮認為，醫藥產業是一條很長的“食物鏈”。從藥品進入臨床試驗開始到療效認定、規格審批、價格制定、進入醫保目錄，再到進入各省市采購和一級級的醫藥代理，這些中間環節都抬高了藥品價格，同時也養活了一大批利益相關者。如何砍掉一些中間環節尤其是一層層代理商的加價，對降低藥價有重要意義。

　　成都市一家三甲醫院的院長表示，目前大中型醫院都處在學習醫改文件階段，原則上會適應醫改方向，探索掛號和轉院流程問題，但醫藥分開尚無實質性進展。

　　“醫藥分開要試點也是在中小醫院，大醫院的動作不會太大。”他介紹，如果實行醫藥分開，他所在的醫院每年將有3000萬元左右的資金缺口。 (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