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富士康總裁郭臺銘邀請了海內外的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及精神病學等方面專家到富士康“會診”，尋找擺脫“連跳”陰影的出路。作為富士康邀請的社會心理學專家，彭凱平教授在分析“連跳”背后的原因時，呼吁社會不僅要關注逝者，更要關注我們身邊99% 以上的健康人的心理衛生問題。

　　- 本期心理沙龍嘉賓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學心理學系終身教授

　　“我認為社會關系疏離是自殺主因”

　　新京報：聽說您才從深圳回來，您22日參加的“富士康專家會診”，有沒有什么一致的說法？

　　彭凱平：說“會診”其實是不太確切的。我個人認為，富士康的問題是企業轉型中的心理危機問題，具普遍性，不是簡單的心理、病理問題。所以，我們這次，并不是去給富士康員工做心理診斷的，而是讓大家從事件中得到教育，從(已發生的)負面的行為思維中，發現正面的榜樣。

　　新京報：您在富士康員工中有沒有發現正面的榜樣呢？他們表現得都怎么樣？

　　彭凱平：我在富士康就看到有非常快樂的員工，小姑娘小伙子們成群結伙地往外走。事實上，大部分的跳樓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時間都比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兩三個月，如果說工作壓力，肯定不比老員工更大。我覺得，“跳樓”還是由不適應，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這種心理落差主要表現為：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為來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勞動讓他們看到城市卻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會的落差，從家庭的保護到自力更生；從保護的、尊重的心理環境到批評的、管制的心理環境的落差；從社會支持的關系網絡到沒有任何支持的關系網絡間的落差。

　　現代社會學創始人愛米爾·杜爾凱姆認為，自殺既不取決于經濟基礎，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決定，相反，社會關系的親疏是造成自殺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從熟悉的農村環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環境中，這種變遷造成了與先前關系的分離，其本質還是社會關系的隔離。而一系列的跳樓事件，就是社會劇變引發的心理沖突的集中表現。所以說，防止惡性自殺事件，應該是社會學和心理學一起來做的事情。

　　新京報：有心理咨詢師認為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年輕人因為不能適應城市環境而產生的 “心理隔斷期”是他們自殺的一個誘因。您覺得“心理隔斷期”具體而言指的是什么？您對這種說法持什么態度？

　　彭凱平：心理隔斷期？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心理斷乳期”吧？這種說法來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我個人是不太認可這種說法的。因為“心理斷乳期”強調從個人內心世界尋找問題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因素的影響。這個學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太悲觀，把人看得太脆弱。實際上人的內心往往比我們想象的要堅強。

　　單純的言語安慰可能讓抑郁者陷得更深

　　新京報：當身邊的親友出現這些前兆的時候我們又應該怎么做？

　　彭凱平：當身邊的人心理狀態出現問題，表現出以上的那些征兆時，作為親友要采取合理的處理方式。首先是不要只是用言語安慰，這樣的安慰往往是沒有效果的，還可能會讓他陷得更深。這時候要做的應該是讓他從自己的思維世界里跳出來，進入社會和工作中來。通過與社會的接觸轉移他的注意力，度過心理危機。

　　第二，一定要找心理醫生。有病看大夫是正常的科學態度，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

　　其次，在交流的過程中，不要帶著某種角色跟他交流，而是要采取平等的交流方式。在中國的社會關系中，“角色”觀念非常重要。人們總是習慣于扮演一些角色，比如“官員”、“教授”、“平民”等等。工廠里一些管理人員在和工人交流的時候，往往會扮演“公司管理層”這樣的角色，而工人自然被定義為“被管理者”，這樣的交流是很無力的。中國古語中有一句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便是平時再嚴厲，在員工向你尋求幫助的時候也要以人和人的交流為前提，感受他的感受，體會他的內心世界，幫助他走過心理危機。

　　新京報：密集的勞動會使人產生很大的壓力，當勞動不可避免的時候，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幫助緩解壓力？

　　彭凱平：當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更應該學會利用僅有的休息時間充分地放松。當有時間休息的時候，要進行一些有組織的娛樂，要和周圍的人有心靈的溝通。比如說一起打打球，就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方式。人在進行體育運動的時候，大腦分泌的多巴胺對調整精神狀態很有幫助。運動還可以刺激興奮和獎勵神經中樞，讓人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讀本有意思的小說也是減壓的好辦法，書寫得好玩好讀才是好書，從書本中轉移注意力，讓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這樣對于緩解壓力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參加社會活動可以減少從眾行為

　　新京報：對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專家提出“羊群效應”的概念，認為心理狀態是會相互傳染的。那怎樣做才能避免被傳染呢？

　　彭凱平：“羊群效應”實際上就是一種大眾的“從眾行為”。這種現象原本是經濟學的一種說法，最典型的表現是股市投資上的跟風，現在也指社會上一些人被他人所感染做出可能違背自己意愿的事。面對這種社會的感染，最好的抵御辦法是要靠社會體制設計。就拿投資來說，個人投資者更容易出現跟風的從眾行為，而機構投資相對而言“羊群效應”要少，這不是機構投資者更聰明，而是因為機構的制度設計所限制。我們不能把自己當成單一的個體，要把自己看作是社會的公民。面對社會事件我們不能僅僅當看客，要讓自己自覺自愿地參加到社會活動中去。人一旦融入機構和體制中，從眾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新京報：在發生極端行為之前往往會有一些前兆，您覺得我們怎么判斷哪些行為是極端行為的前兆？

　　彭凱平：極端行為的前兆往往表現為偏執的意識、固執的行為、不與外界交流、悲傷的情緒，失眠，厭食，分心，衣冠不整，不注意個人衛生，等等。偏執的意識指的是對于某一個想法特別執著，總認為是自己想的那樣。這在近期發生的很多社會心理極端行為中都有出現。固執的行為就是不吃不喝，或者光做一件事情。這樣的表現也是可能發生極端行為的征兆。保持沉默，不愿意和別人交流，甚至有人會控制不住自己放聲哭泣。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情況下，做出極端行為者都會在行動前對家人有所交待，但很多時候家人接收到這樣的信息時沒能適當地處理，最后也沒能阻止悲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