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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自然災害或重大突發事件之后的一年之內，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心理疾病，他們需要長期的心理干預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黃毅 特約撰稿李坤晟發自成都、北京 “姐姐，千萬不要讓球。”前世界冠軍鄧亞萍耳邊響起一個稚嫩的聲音，她微笑了一下，還是柔和地揮起了球拍。她的對手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劫后余生的中學生，自從一條腿截肢后，這個愛打乒乓的孩子就再也沒哭過。直到他見到偶像鄧亞萍并被摟進懷中時，這個孩子第一次放聲大哭，壓抑多時的情緒被釋放出來。這是中國紅十字會“心靈陽光”項目在四川進行心理救援的感人一幕。

　　距離汶川大地震一年后，如今災區的恢復重建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破碎家園正逐漸恢復昔日的美麗，但此時圍繞“心理康復”的討論似乎才剛剛開始。

　　有效的救援

　　汶川地震發生后，心理工作者是第一時間趕赴災區的專業志愿者之一。

　　去年5月14日，在“中國心理網”組織的培訓班上，當主辦方詢問大家能否在災區待到兩周以上時，在場的400多名心理咨詢師無一例外地舉手。還有人振臂高呼：“讓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中國紅十字會“心靈陽光”項目也在5月20日、21日派出了由專家組成的兩支救援隊，鄧亞萍、高敏、楊揚等六位世界冠軍作為這個項目的志愿者隨行，他們主要通過走訪災民和集中培訓的方式，對災民進行心理輔導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兩周之內，心理專家們為720名兒童、220多名中小學老師、1000多名普通受災群眾等人提供了心理援助服務，對700名心理援助工作者和志愿者進行了災后心理危機干預培訓。

　　當時現場的成都《天府早報》的一個記者估計，最多時候，災區起碼有2000多名心理咨詢師。“必須承認，這些志愿者的努力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民悲傷而壓抑的情緒。”

　　人人負責=零負責

　　然而，志愿者們的工作并非總是卓有成效。去年10月3日，經歷喪子之痛的綿陽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在暫住地自殺身亡，引發了人們對災區心理康復工作嚴峻性的關注。最新的案例是，今年4月20日凌晨，北川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在家中自縊身亡。

　　在江蘇志愿服務綿竹計劃心理援助隊隊長陸敬華看來，災區心理康復工作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多頭管理，多頭行動的弊端。地震發生后，各個部門、各個組織、各個學術機構學術機構等都在組織心理援助。中科院心理專家張侃曾撰文稱，“整個四川災區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學工作者，其中只有500多人是有組織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結果，誰都對心理救助負責，結果是誰都不真正負責。

　　由于心理救援志愿者的隊伍龐大，眾多團體之間沒能夠很好地溝通，于是出現了一天中重復去一戶災民家的現象，而有的家庭卻沒有接受到心理救助。

　　需求遠大于供給

　　除了組織機制亟待規范，災區心理康復工作還面臨志愿服務的人數遠遠不能滿足災區需求的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自然災害或重大突發事件之后，30～50%的人會出現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調，及時的心理干預和事后支持會幫助癥狀得到緩解。而在災害一年之內，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心理疾病，他們則需要長期的心理干預。

　　據國際華人醫學家心理學家聯合會理事長鄧明昱的統計，整個地震災區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簡稱PTSD)的人的比例約為3%到5%，人數約為36萬到60萬。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殺傾向的近10%。這意味著，大約有3.6萬到6萬人，可能成為下一個“馮翔”。更嚴峻的是，據心理學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將至，災區民眾的心理問題極可能集中爆發。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很多從事心理康復的工作者已經退出了災區。對此，陸敬華解釋道，很多心理工作者每天面對消極事務，都難以堅持很長時間。不過，去年10月進駐綿竹的他決定再待上一年。

　　“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組織者劉猛也曾在媒體上呼吁災區需要大量具有豐富經驗的心理咨詢師。但現實的情況是，目前，中國的心理工作者僅有5000到6000人，這些人通常還有自己的單位和本職工作，根本無法長期在災區蹲點。

　　面對災區龐大而急需幫助的群體，陸敬華表示說：“在災區從事心理工作既要有感性的激情又要有理性的專業和堅持，這樣才能將‘心靈重建’長期推進下去。”

　　基層干部呼吁五項政策

　　針對災后恢復重建特殊時期的特殊任務，基層干部和相關專家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及時出臺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二是給予特殊干部人事政策；

　　三是加大災區干部關愛力度；

　　四是注意實際堅持科學重建；

　　五是盡快開展心理援助的課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