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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絕望與重生”

　　曾經，他為感染艾滋病迷惘、恐懼、無助，甚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如今，他走過了那段心理危機，勇敢面對著“攜艾”的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采訪整理 我叫劉九龍，男，出身在江西農村。初中沒有畢業，我就到了珠三角打工。2005年，我開始發現自己有些不對勁——我身邊的朋友都喜歡女孩，可我卻喜歡男孩。可能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并不知道這就是同性戀，后來在網上看了很多同性戀的介紹，我才慢慢接受自己就是同性戀這個現實。

　　“我本以為賣血才會得艾滋”

　　我只有兩次性行為，后來因為身體上的某些反應，2007年春節我回了老家。在當地醫院做了性病檢查，醫生在看了我的癥狀后，建議我去做HIV檢測。

　　3月27號，我在老家的市疾控中心做了檢查，4月2號收到了檢測報告。那天我永遠記得，愚人節剛過，我當時想：這個玩笑不會繼續吧？但收到檢測報告的那刻，我的心“咯噔”一下就下沉了。

　　我在醫院時還談笑風生，有位醫生說：“小劉，別看你現在這么淡定，說不定一出門，你的眼淚就會掉下來。”他說對了，不用出門，在轉身背對他的那刻，我就控制不住，眼淚不停地打轉。那天雨下得好大，陰暗的天空跟我的生命似的，看不見前面的路。

　　我并不是怕死，是想到了父母，一閉眼，兩個老人期盼的眼神，就在我腦海里，父親70多歲，母親60多歲。每年11月左右，他們就要問我什么時候回家過年，什么時候結婚。我知道現在已經完不成這個任務了。過去，我覺得艾滋病離我很遠，我以為只有賣血的人才可能得艾滋病，而且從不知道艾滋病會在我們這類人群中傳播，包括和我在一起的那個大學生，他也沒有做安全措施。

　　接下來的一個半月里，我分三次買了30片安眠藥。賣藥的店員問我是不是想自殺，他不敢多賣給我。說實話，我怕血，如果選擇流血的方式，可能會殃及無辜，安眠藥走了就走了，沒有什么。當時我并沒有想馬上自殺，后來知道了艾滋病不會馬上死，這些藥我先攢著，如果我哪一天不行了，就把這些藥給吃了。實不相瞞，這30片藥我后來確實吃掉了，但被搶救回來了。

　　在確診后，我一度非常絕望。在廣州時，我怕到人多、明亮的地方，那時我覺得燈光很刺眼，感覺是在嘲笑你，迫于壓力我回到了家鄉。

　　在家呆了兩個月，我不敢看母親的眼神，覺得對不起她。勞累了一輩子，不就是希望唯一的兒子能成個家，抱個孫子，真是不敢看，看到那種描寫親情的電視劇，都會流眼淚。

　　“機會屬于堅持自救的人”

　　后來，我在網上發現北京的治療條件好。當時想：死活都要去北京。那時我還有僥幸心理，再做一次診斷。2007年9月，我帶著打工賺的3000元錢，瞞著母親說到北京治病。

　　在北京疾控中心，我最后做了次檢查，奇跡并沒有出現。10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對方第一句話就是：“請問你是劉九龍嗎？”

　　感染后，我的心理防線很敏感，我問他怎么知道我的電話號碼。他告訴我，他是疾控中心的一位志愿者，也是一位感染者。后來，他跟我講起了他的故事，我突然覺得原來生命可以活成這樣，是這位大哥讓我有了繼續生活的方向，抱歉的是，在這里我還不能說他的姓名。

　　之后，我經常參加一些感染者的交流活動，慢慢調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佑安醫院的一位老醫生參加了一次感染者交流活動，我突然想到了母親，那時她還不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我一直隱瞞著同性戀的身份。我是家中獨子，按照農村風俗，我早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母親在家四處幫我張羅婚事。可在農村，請媒人介紹對象是要錢的。

　　2008年11月，在離開一年多后，我回到了家鄉。我告訴了母親：“我不適合結婚了，這些錢你們留著好好生活吧。”

　　離開家時，母親說：“兒啊，你不是說這種病，在平時是不會那么容易傳染給別人嗎？那你就好好的繼續去生活，因為有你的眼睛在看這個世界，媽媽才能感受得到這個世界的溫暖，千萬別想不開。”

　　帶著母親的鼓勵我來到北京，但是我只有初中文化，在北京很難找工作，曾經找過一份體力活，同性戀的身份暴露后立即被趕走。

　　但在北京這座城市，我收獲更多的是感動，沒錢的時候，有善良的人們幫我，無助的時候，他們鼓勵我。特別是那位大哥，他曾經如此鼓勵我：九龍，你一定要記住，上天更愿意把幸福的機會賜予堅持自救的人們。

　　我很感謝這座城市，當初，我從南方帶著愧疚、自責、不甘、恐慌和懦弱來到這里！在這里，我經歷了生與死的蛻變！學會了勇于去面對自己，珍惜生活，不放棄！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點事”

　　2009年9月，我再次準備回老家。在離開北京前，我想艾滋病所遭遇的歧視，大概會滲入到以后生活的每一天，人不會是永遠幸運的，這是我對生活的感受。

　　回家后，跟家人和鄰居講解艾滋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特性時，我并沒有遭到歧視。倒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他們的態度有些不一樣。

　　我母親年邁，加上農村收入不高，我想到鄉政府領低保。當鄉民政所所長看到我在申請原因上寫著“艾滋病”時，所長直接把門關了起來，根本不讓我進去。

　　后來，我了解到顧長衛導演正在籌備一部反映感染者真實生活的公益紀錄片，并四處尋找感染者，我主動聯系了劇組，劇組派趙亮導演到我家鄉拍攝。記得趙亮在村里拍紀錄片要到祠堂取景，村里人第一次看這種場面，紛紛聚過來，三言兩語議論著。在他們拍攝時，村民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婚姻，他們都敦促我盡快結婚，完成續香火的任務。我當時就調侃地說了句：我這輩子不會修那么長的路了(我父親在家修了一輩子路)，但我決不會去害人也不會騙人。

　　現在，我正在籌建江西關愛組織——“愛溫暖家園”。我希望把北京這種充滿人文關懷的NGO模式帶到這個中部省份，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開展人文關懷的工作，而江西省目前還沒有這樣感染者組織。

　　心理干預曾讓我走出危機，我相信一些關愛組織是有用的，這里會為艾滋病毒感染者搭建一個相互交流，心靈休憩、停靠以及相互支持的家園。我希望能夠和那些對生活絕望的感染者一起成長，也歡迎通過我的博客和我分享交流。

　　我不知我能做多少，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