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的武漢醫生王爭艷被評為30名“江城好醫生”中的一名。這位從醫25年、頭發花白的醫生，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兩毛錢的處方。

　　對許多人而言，兩毛錢的處方像是一個遙遠的傳說。王爭艷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為在醫德整體水平滑坡的當下，她恪守為醫者的本分。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王爭艷很可能僅僅是一個供人觀瞻和寄托醫德的孤例。

　　王爭艷之所以開低價處方，并不是懾于什么清規戒律的必然結果，而是個人道德律的內在規制。所以她會主動替患者著想，以盡可能低的費用醫好病。也正因為道德力量的驅使，她不擅行醫潛規則，自然失去了掙取更多外塊的“大好時機”，至今只能默守清貧，還是在同事“逼著借錢”的情況下，才買了一套一樓新房。

　　如果醫生的顯性收入不能令他們實現基本生活的富足，一有隱性收入可能必定人人趨之。事實上，在缺乏有效違規威懾機制的前提下，醫療單位與醫生形成利益同謀的現象并不鮮見：要么變相鼓勵醫生多開高價處方為單位大力創收，要么對醫生的違德之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確實，在人道精神面前，這些赤裸裸的利益十分令人厭惡，但是，道德至多只能給人以精神動力的支撐，卻難以實現社會的普遍物質富足。

　　當王爭艷嚴守醫德卻只能陷入清貧，意味著同行人士如果視其為典范，很可能就難脫同樣清貧的命運。這也意味著，在現行條件下，如果醫生要想不步王爭艷的清貧后塵，就只得突破醫德約束。簡言之，機制致貧的扭曲邏輯，同樣會助長醫療黑幕的滋生和蔓延。

　　我注意到，為有效解決公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國家推出了新醫改方案。緊隨其后的是，基本藥物制度橫空出世。基本藥物制度著眼于“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的原則，意圖從價格制度上“逼”著醫生開低價藥方。對此，衛生部藥政司基本藥物制度處處長謝曉指出，如何鼓勵醫療機構優先合理使用基本藥物是基本藥物制度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一環。所謂鼓勵醫療機構，顯然不能寄希望于抽象的道德說教，根本手段仍應回歸于利益調整軌道。

　　并非替醫療黑幕叫好，我只是覺得，醫生本應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職業。一個理想的醫生職業環境，應有助于他們醫德向善。就醫療現狀來看，利益調整和醫德的重新塑立必不可回避兩個主要問題，即醫生隱性收入的顯性化，以及剝離藥品中畸高的人為“附加值”。

　　不妨從“江城好醫生”王爭艷這一孤例入手，好好研究一下這名醫德高尚醫生的真正生存狀態。此舉的意義不僅可以避免醫療楷模精神上富足物質上清貧，還可以為重塑醫德，理順醫療利益關系搜集第一手物質資料。(幾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