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診費、降低藥費，最后會不會造成實際醫療花費反而上漲的局面？理論和實踐都無法排除這種可能。單純改變醫和藥的比價體系(無論是計劃提價還是市場提價)，都很難對醫藥實際價格發生作用。

　　11月23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改革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的意見》，明確了將通過提高診費、降低藥價等改革措施，進一步理順醫藥服務比價關系。

　　我國實施醫藥價格管制政策由來已久，效果卻不好。實際上，這套政策僅僅限制了醫藥的名義價格，并沒有改變我國醫療衛生資源供不應求的現狀，也就難以有效控制醫藥實際花費的快速上漲。與普通商品不同，事先約定的收費標準和藥品限價，通常無法固定醫藥服務的實際花費，醫生可以通過專業技術優勢，對名義價格進行亦此亦彼的無數組合，以躲過政府的價格管制之箭。

　　放眼國際上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其醫藥價格管理主要使用兩個政策杠桿：一是放開醫療服務市場競爭，通過醫院醫生的充分競爭來降低醫療行業的平均利潤；二是實施醫藥服務購買方與供給方的價格談判機制，幫助參保人對抗醫院醫生的供給壟斷力量，解決醫療服務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正如有論者質疑的那樣，提高診費、降低藥費，最后會不會造成實際醫療花費反而上漲的局面？理論和實踐都無法排除這種可能：如果現行民間資源仍然不能自由進出醫療服務領域，占有我國90%以上醫療資源的公立醫院，在沒有外在競爭的約束下，可以一方面享受診費漲價的益處，另一方面通過專業技術手段規避藥品名義價格下降的不利。

　　不對區域衛生規劃等準入政策動手術，單純改變醫和藥的比價體系(無論是計劃提價還是市場提價)，都很難對醫藥實際價格發生作用。

　　某種程度上，我國醫藥服務價格管理政策屬于“二次定價”：首先由價格管理部門確定醫療服務收費標準及藥價上限，之后由醫保機構通過多元化結算體系再確定一個支付價格。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非常豐富的定價之法，包括按項目、按人頭、按病種、按診次等多種方式，這與工人工資可計時亦可計件一樣，充分反映了醫藥服務生產過程的高度復雜，非得購買方和供給方進行微觀層面的充分博弈不可。

　　實際上，在社會醫療保險體制比較完善的國家或地區，如德國和我國臺灣等，多是先由市場形成醫藥服務的原始價格，再由保險方和醫院醫生行業協會談判確定實際支付價格。運用這套定價體系，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臺灣僅僅用了不到5%的費率，就支撐起了高福利的全民健保體系。

　　筆者主張，在改革醫療服務準入政策的同時，應逐步實現由社保機構與醫院醫生談判確定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有人質疑，這種議價談判機制與價格管理部門定價有何不同，不也是一種政府定價嗎？區別在于：價格管理部門定價超脫于醫療服務供需雙方，其定價行為難以靈敏反映供求雙方的訴求；醫保機構與醫藥服務供給方議價談判，一方面要受到醫院醫生的直接牽制，另一方面要保證醫保基金的收支平衡，這些動力和壓力將使得談判價格盡可能地接近供求的真實情況。(陳皮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