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青宜

　　千呼萬喚始始出來的中國的《食品安全法》頒布近一個月了，隨之而來的有一些問題，也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

　　我想到了兩個詞：一個是生產力，一個是道德力。

　　食品生產，需要生產力，而且這個生產力必須是先進的“生產力”。什么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指勞動者、勞動工具和勞動對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力三要素。但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馬克思說：“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相互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生產關系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就是生產力。而生產關系，也有三要素，即人們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上彼此間的關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和地位；生產完成后人們在產品分配問題上彼此間的關系。當然，先進的生產關系，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比如，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構建了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結果，生產力就大大地得到了解放。

　　從中國目前的食品產業來說，由于生產力的“解放”，使得我們的食品，種類更加豐富，樣式更加新穎，也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比如，以前我們要喝水，就要將井水、自來水放在水壺中煮開了才能喝，這是一個相當麻煩的過程；而今，我們要喝水，會非常方便，因為我們可以喝各種各樣的經過工廠加工生產的“水”，比如各種各樣的礦泉水、純凈水、天然水。生產力的“解放”帶來的琳瑯滿目的食品，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我們的食品越來越“豐富多彩”的同時，一個日趨嚴重的問題，也越來越困擾著我們，那就是食品的安全問題。

　　什么是食品安全問題？

　　我認為，這涉及到兩個方面，一個是食品量的問題，一個是食品質的問題。“量的問題”不是我今天要說的問題，我要說的是“食品質的問題”。這個“食品質的問題”現在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

　　“食品質的問題”也有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食品存在著“不安全因素”，有的指標甚至超過了國家的標準，但尚未對人的健康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和損害，如雀巢碘超標、植物油等級不合格等，屬于不合格但不存在安全問題；另是，食品的確存在著“安全問題”，如一些嚴重超標的食品添加劑的化學物質，會導致癌癥等疾病，嚴重損害人的健康，如三聚氰胺事件等。

　　不管是前一種“存在著‘不安全因素’”也好，還是后一種“的確存在著‘安全問題’”也好，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食品質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似乎與生產力無關，但卻和道德力有關了。

　　道德力是一種什么樣的“力”？讓我們先來看看什么是“道德”。

　　按照一般的解釋，道德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人們的行為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不是靠國家強制，而是靠一定社會輿論，靠傳統力量，靠風俗習慣，靠人們的思想信念，靠教育形成的。道德在評價人們的行為、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樹立社會風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古國，有著燦爛的文化。在獨有的文化數千年熏陶下，中國人是特別講道德的。文化，從其本質上講，是一種價值取向；而道德，則是文化的精華和內核，它明確地告訴人們，“這可以做，那不該做”。比如中國儒家所倡導的三綱五常。

　　三綱五常就是道德原則和社會規范，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直遵從的“秩序”。其中三綱指的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所謂的“大道”；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是儒家倡導的常行不變的五項道德標準，也就是所謂的“常道”。儒家告誡人們，做人一定要有遵循“大道”和“常道”。那些“大逆不道”者，自然就無法立足于社會。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這個“道”，就是“大道理”。 “道”之真意甚多甚廣，包容乃大乃全，但其中之真諦卻是與人生之追求相關切。老子在《道德經》中“開宗明義”，說：“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說好理解也好理解，說難理解也的確難理解，但不管怎樣，在老子的心中，這個“道”是一個最為重要的東西。于是，他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這個“道”是多么的重要，是一切的“源頭”，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根本的東西。孔子要人們“志于道”，就是告誡人要有大的志向大的追求；而“據于德”，則是要人在“實踐”中，要據德而行。這個“德”是應“道”而生的，是人通過修身養性而形成的一種品性。而“依于仁”，就更加具體了，用我們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具有“可操作性”了。如果說，“道”是宏觀的，“德”和“仁”就是微觀的了。所以，古人常常把“仁”“德”合在一起說“仁德”。

　　這個“仁”是“五常”之首，是排在義、禮、智、信之前的。所以，我認為，“仁”是最為關鍵的。沒有了“仁”，一切都枉然。什么是“仁”？“仁”就是“愛”，就是“博愛”。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講得就是“仁愛”，即“博愛”。這與孔子對大同之世的理解“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前幾天，我看了茅于軾先生的文章，他說他活到了80歲，覺得有一句話一定是做人的準則：自己享受生活，也幫助別人享受生活。“幫助別人享受生活”，就是施仁愛與他人。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也是最高境界的德行。所以，“仁”字，不是一個“人”而是“二人”，它包括“我”和“他”。

　　道德之所以成為一種“力”，是因為，道德始終是推動社會文明和進步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

　　法律也是一種“力”，但是，法律是“你必須這樣做”，而道德是“你應該這樣做”。法律是強制性的，你違反了它，就要受到嚴懲；道德是非強制性的，你違反了它，你頂多只會遭到輿論的批評。道德是一種大家約定俗成的規則，是每個人都已經認同了的，因此，講道德，是每個人都應該是從內心發出的呼喚。道德淪喪，是非常可怕的，它會讓人變得極端自私。自私是人類最丑陋的東西。自私的結果是，人類用自私毀滅了人類自己。《圣經》中的“亞洛方舟”的故事的起因，就是由于當時的人類極端自私而沒有專一的信仰，結果惹惱了上帝，遭到了“毀滅”的懲罰。

　　道德力之于食品生產，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引發了牛奶的“三聚氫氨”事件，結果是“三鹿”轟然倒臺。“三鹿”的“生產力”可謂是現代化的了，可是由于沒有“道德力”的支撐，它的“生產力” 最終歸于零。

　　所以，我認為，生產力并不代表一切。生產力是物質的，道德力是精神的。道德力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這是唯物主義的觀點。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必須要有道德力作為支撐。生產力可以生產出產品，但這種產品是“死的”，只有把這種“死的”產品中，浸泡于道德的溶液中，“死的”產品才會變成“活的”產品，才能“鮮活”地“走進”千家萬戶。因為，人們更為看重的是，這個產品上是否附著著道德的元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看重的并不是你的生產能力，而是你的道德水準。可見道德這種精神層面的東西，會演化為一種無形的“生產力”，我稱之為“道德力”。

　　所有的產品生產都少不了道德力的支撐，但道德力之于食品生產就顯得尤為重要。食品生產有其特殊性，因為其產品涉及人的健康。食品生產的過程也非常復雜，它涉及到三個產業，即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具體又涉及到種子、土壤、灌溉、施肥、收獲、運輸、加工、包裝、冷藏、銷售、再加工等環節。這些環節中，只要一個環節有道德力的缺位，那最終到達餐桌的食品就很可能會涉及到“安全問題”。

　　我們現在的中國，食品生產的技術和設備，不能不說是“最為先進的了”；食品的質量標準，不能不說是“最為嚴格的了”；食品生產的法規，不能不說是“最為完善的了”(《食品安全法》的出臺歷時5年，經過了13次立法調研和全國人大4次審議)，但是，我們的食品為什么還得不到公眾的信賴？為什么中國人會普遍發出恐慌：“我們還能吃什么？”我們倒底怎么了？究其原因，就是我們的食品生產缺乏道德力的支撐。惟利是圖成了食品生產者的較為普遍的“德行”。這是一個不得不引起國民高度重視的客觀事實。因為，喪失了道德力的生產力，如同謀財害命。

　　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高占祥先生說的好：“在中華大地上‘仁、義、禮、智、信’永遠不會過時，只是需要不斷賦予新的釋義而已，它應該成為人們的信仰、成為人們遵循的生活準則。今天，我們應該大聲的呼喚‘良心’，呼喚‘誠信’，呼喚‘孝道’，呼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世金言。用道德力去掃除那些丑陋的東西，用道德力去建設我們的精神家園。”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是為了讓我們國人更好學會自尊、自重、自覺、自醒。我們呼喚在食品生產中注入道德力，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的食品產業的健康發展。

　　如果中華文化可以用博大精深四個字來概括的話，同樣中華飲食文化也有著深刻的內涵，其中包括生產力和道德力。生產力和道德力絕不是兩座靜靜的山脈，而是兩條奔騰的江河。如果一條是母親河——黃河，另一條就是中華騰飛之巨龍——長江。黃河孕育了中華文明；長江勃發著巨龍的力量。這兩條“奔騰的江河”，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脈搏一起發展一起跳動的。

　　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凝聚，中國的食品產業才會創造出無以倫比的輝煌。由此，中國的食品產業才會不辱祖國，不辱時代，不辱人類，不如使命。

　　(作者系知名旅日華人、日中環境協會理事長、中華文化促進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