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郵寄、廣告行為之外，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報批、審批、備案、特許、檢驗等等行政上的幫助，或在監管、檢查、處罰中故意以行政不作為來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條件，這當然也是“共犯”。不過，也許是本人查證未周，印象當中好像是沒有。

　　此前已由“兩高”會簽的《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于5月27日起施行。“兩高”對這份《解釋》的自我定位，是“依法懲治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又一個重要舉措”。

　　作為“重要舉措”的《解釋》共八條。既規定了生產、銷售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認定標準，也規定了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其他兩個量刑幅度的適用標準。既明確了醫療機構實施的銷售假藥、劣藥行為如何定性處理，又強調了特定時期生產、銷售特定假劣藥應從重處罰。當然，最為輿論所關注的還是這一條：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的行為，例如郵寄、廣告行為等，以共犯論處。

　　這一法條到了媒體上，就變成了“明星知情代言假藥可視為共犯”。本來，司法解釋突出的是“行為”，而網絡媒體突出的主體，即“明星”。說“明星知情代言假藥”這一行為構成共同犯罪，這一判決委實沒什么錯。但對于“明星”之后的其他犯罪主體，卻都被一一過濾掉了。

　　僅以“廣告行為”為例，除了明星之外，經紀人、廣告人以及為明星代言提供載體的媒體人等，都可視為“廣告行為”中的責任人。單單拎出“明星”，并不是因為明星的責任最大，而只不過是“明星”更受關注罷了。

　　再回到“解釋”本身，所謂“廣告行為”只是此條文中不完全列舉中的一個引證而已。這里的引證，僅是為了方便公眾理解，實則要作為“共同犯罪”的行為，乃是“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的行為”。除了郵寄、廣告行為之外，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報批、審批、備案、特許、檢驗等等行政上的幫助，或在監管、檢查、處罰中故意以行政不作為來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條件，這當然也是“共犯”。只是，這在輿論上都不受關注的“共犯”有多大可能進入刑事司法領域呢？也許是本人查證未周，印象當中好像是沒有。震驚全國的“齊二藥”事件中，就沒見過有“官員共犯”被追訴。

　　當然，未見“官員共犯”并不能說明就一定有“官員共犯”。只是“選擇性執法”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在為“兩高”的這份司法解釋而歡呼時，不要忘了，“明星”并不是重點。重點是觸犯刑律的行為，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達官貴人，一旦觸犯刑律，就應得到同樣的司法處置。

　　懲治假藥、劣藥犯罪，尤應警惕的，就是執法者的“選擇性執法”。

　　□王琳(學者)